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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買股都是錯”,2011年中國股民經歷了慘不忍睹的一年,截至12月22日,A股總市值較年初銳減50837.79億元,流通市值銳減28866.94億元,中國A股投資者人均虧損4.2萬元,而素稱“專家理財”的基金公司也無一賺錢,總體虧損或超4000億元。
專家畢竟是專家,與散戶還是有所區別:投資者輸掉自己的真金白銀,而基金經理們卻可以“旱澇保收”。今年上半年,763只基金共虧1254.33億元,但61家基金公司同期管理費收入合計達149.22億元,較去年增長0.35%。
基金經理們之所以能旱澇保收,是因爲現行制度規定,公募基金公司是根據運營的基金規模,按照一定比例徵收管理費,投資者最爲關切的業績如何,同經理們的錢袋子沒有關係。而且,相比美國,中國基金的管理費率要高出很多。在美國,1990年股票基金的投資者平均支付的費用佔基金資產的2%,到2010年之前,已下降爲0.95%,而目前國內普通股票型基金管理費加申購費率是3%,且從2001年基金問世到現在,沒有任何調整,除了個別基金公司出於“社會責任”或者愧對投資者而暫時停收。
基金管理費不按業績,只同規模相掛鉤的制度規定,據說是同國際接軌的,其理論依據是“基金管理屬於受託管理,不是共同投資,要是管理費同業績相掛鉤,那就等於要求管理人承擔投資風險,基金就不是受託管理而是共同投資了,在這種情況下,管理人會從自身利益和風險出發作出決策,有可能同投資人長期利益和根本利益發生偏差”。
這裏的問題不是如此說法本身難以成立,當今國際通用的股權激勵機制,就形同將職業經理們捆綁在企業所有者的戰車上,以事實上的“共同投資”,來克服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後現實的或潛在的利益衝突,而是如此安排必定加劇管理人和投資者的力量失衡:本來就因爲專業知識缺乏、信息不對稱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小投資者,現在失去了最有效的制約手段,因爲前者管不住後者的錢袋子,就管不住後者的任何決策,基金經理們進入了一個純粹的“用他人的錢做自己的事”的無責任境地。可以想見,2011年虧掉基民4000億元之後,基金經理們過年時照樣滋潤。
現行制度如此安排有其深意。正如中國股市不是爲了讓投資者獲得回報,而是首先爲了讓國有企業無限制地“解困”,其次爲了讓私企業主連同各類機構瘋狂發財一樣,基金特別是偏股型基金的誕生,根本上只是爲了給融資功能壓倒一切的股市,找到一個合適有效的配套工具。這個工具名義上用於“穩定市場”,通過子虛烏有的“價值投資”,對衝投機行爲,減少股市暴漲暴跌,其實是爲“窗口指導”提供技術手段,通過將散戶編入基金,充當圈錢的炮灰。基金公司除了在指數太高時,不準買,指數太低時,不準賣之外,還要承擔在指數高位風險過大時,掩護社保基金、保險基金等同政府有親緣關係的資金撤退,在央企不顧市道巨量IPO時,挺身擋槍口,買進隨即就將破發的新股之類的任務:除了基金,誰有能耐驅趕那麼多散戶資金“羊入虎口”?既然基金承擔的是行政任務,其待遇自然不能按市場原則來定,而必須超越市場,獲得政治對價:“旱澇保收”是對於他們驅趕羊羣的狡詐酬勞,而不是看護羊羣的辛勞回報,這個道理一目瞭然。只是一旦牧羊人明白羊只最後都是要被吃光的,一定會想方設法,在把羊羣驅入虎口的路上,私下截留幾隻,屢禁不止的“老鼠倉”,不就是基金經理們爲自己打理的“小金庫”?各行各業那麼多小金庫,哪個管住了?
投資者再弱勢,仍然可以“用腳投票”,拒絕表現過分的基金公司。爲了忽悠基民,基金業發明了“行業排名”的做法,在絕對業績無法保證的情況下,用相對業績,也就是在牛市按照盈利的多少,在熊市根據虧損的多少,進行排位。“五十步笑百步”者也可以爲自己發今年的獎金,招徠明年的銷售。殊不知,如此這般的假戲到了愛財如命的基金經理那裏,變成了真做。如果在牛市階段,“真做”確能爲基民“多收個三五斗”,但到了熊市,“真做”可就要了投資者的命了:爲了讓競爭對手死得比自己難看,弱市砸盤儼然已成爲基金行業的潛規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基金公司把原本12月31日的業績考覈日,悄悄地提前到了11月30日,留下整整一個月,用來拋售其他基金的重倉股,將不知進取仍然實行12月底考覈的對手拖下水。過去臨近歲末,基金往往會拉高重倉股的股價,人爲創造業績,這一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已成爲過去式,年末指數翹尾早已改爲掉尾。如此轉變之下,可憐的不是還在苦苦等待基金拉昇,指望搭會順風車的散戶們,而是所謂“穩定股市”的初衷,完全成爲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不要說追漲殺跌避免不了,本來不跌,也一定挖個坑,令玉石俱焚。
如此變態心理、詭異行爲和荒誕邏輯,何以盛行?是基金經理的本性,還是基金行業的特性,還是中國股市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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