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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迫於西方國家的壓力,埃及軍方向又一任過渡政府移交了絕大部分行政權力;與此同時,分三輪進行的議會選舉的首輪結果也已出爐,該結果所顯示的政治風向是明確無疑的:伊斯蘭派大獲全勝,兩大一小三個伊斯蘭政黨共贏得2/3選票,而大中小三個世俗派政黨得票不足1/4。
對於國際社會,令人擔憂的不僅是伊斯蘭主義,在埃及的世俗派陣營中,還有很多屬於老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者,比如新瓦夫脫黨和塔噶木黨,他們的理想是回到1978年戴維營協定之前,延續1952年革命的未竟事業,也就是納賽爾、老阿薩德和薩達姆的事業;這樣,無論這兩大陣營中的哪些派系最終以何種多數組合獲得政權,埃及的未來政治走向,恐怕都不會是那些希望維持阿以緩和、推動中東和平、遏制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組織的人們所願意看到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埃及會不會成爲下一個伊朗?
在決定未來走勢的各支力量中,唯一尚未明確其地位的是軍方,它顯然是世俗的,同時也是希望維持戴維營秩序的,因而是未來遏制伊斯蘭主義和反戴維營勢力的唯一指望;理想的結果是,它繼續擁有像土耳其軍方所擁有的那種憲法守護者地位,後者曾在1960年、71年和80年三次通過政變捍衛了凱末爾主義,還在1997年逼迫一位伊斯蘭主義傾向的總理下臺退隱,此後,它仍時而發表聲明警告伊斯蘭傾向。
但是,我們很難指望埃及軍方擁有同樣的地位,進行類似的干預而不引發強烈的反彈和流血衝突;土耳其軍方護憲地位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是從凱末爾那裏長期延續下來的,土耳其社會已默認了這一地位,而根基深厚的世俗主義氛圍也與軍方有着相同的取向,干預和政變也不再是會引發強烈反彈的爆炸性事件,就像泰國的情況一樣。
但埃及軍方遠遠不具備這種權威性,當薩達特在戴維營倒向美國懷抱時,埃及統治層已經部分喪失了其作爲國家締造者的合法性資源,而本次革命中,他們再次丟失了一個領袖和偶像,也丟失了作爲其動員組織基礎的民族民主黨,實際上,他們已經成爲革命的目標,正在爲自己的生存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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