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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一個西部文化大省,近年來四川省無論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都有着獨到的成績。這無疑爲四川省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性開發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此基礎上,如何貫徹落實好《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避免文化遺產被虛假的政績和地產開發商綁架,從而使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得到均衡科學的開展;如何搭建一個能夠讓老百姓得到實惠、願意參與的文化活動平臺,從而讓文化產業乃至整個文化建設服務於區域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如何通過生產性保護,使文化產業成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突破口,推動文化產業真正成爲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帶着這些問題和思考,在第三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期間,記者在成都專訪了四川省文化廳廳長鄭曉幸。
記者:推動文化產業成爲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已成爲“十二五”時期的國家戰略目標,也是整個文化領域的熱點話題。對此,您有何看法和認識?非遺項目的生產性保護可以被看做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新領域嗎?
鄭曉幸:“十二五”時期推動文化產業成爲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目標的確定,意味着文化產業將成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引擎。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調整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發展文化產業的思路和做法。比如說,在空間佈局上,以往我們更多關注東南沿海的文化產業發展,有意無意地忽略或淡化了內陸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在產業規模上,我們更多關注了大企業或所謂文化產業航母的打造,忽略淡化了中小文化企業的發展;在產業業態上,我們更多注重現代文化產業如電影、動漫和網絡等,然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我國目前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表明,大力發展傳統優勢文化產業對於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推動文化產業內容生產更有意義和價值。
正是從上述三個層面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生產性保護開發爲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新路徑。非遺項目“出身”的民族性和歷史的傳承性,決定了作爲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領域,非遺項目的生產性保護開發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市場前景,其物化的文化產品形態也具有更廣泛的參與性和消費性。因此,從文化產業大格局的角度看,在空間上注重縣域文化產業帶發展是一種必然,在產業規模上注重發展中小文化企業也是一種必然,在產業形態上,傳統非遺項目的生產性保護開發無疑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四川災後文化重建工作就遵循着這樣的思路。如將傳習所的建設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統籌規劃、合理佈局,使傳習所既是傳承人的培養基地,也是文化產業經營人才的學校;既是一個旅遊景點,也是非遺文化產品的銷售點。在這樣的產業鏈條上,圍繞非遺傳承這個紅線,傳習所既實現了非遺傳承的社會效應,也實現了非遺項目的產業經濟價值,達到非遺項目的生產性保護與開發均衡發展的目的,有效擴大了就業,發揮了文化惠民、文化富民的作用。
記者:那麼,在實踐中,應該如何更好地把握保護與開發之間的關係,避免出現開發過界或者政府責任缺失的現象呢?
鄭曉幸:提高對非遺項目生產性保護與開發的認識是一篇大文章,在此我們要重點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實施,在觀念層面上,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遠。特別是當前中國正處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這樣一個快速發展階段中,非遺保護面臨着巨大挑戰。文化機關作爲非遺保護管理工作的主體部門,必須站在國家和民族的高度,充分認識和把握以傳承人心傳口記和文化符號等爲主要載體的非遺傳承的規律,通過開展各種有效的傳承活動,喚起全社會對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認識,提高各級政府對非遺傳承保護工作的重視,爲非遺傳承保護創造一個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
其次,只有文化自覺,還不能完全解決非遺傳承保護面臨的問題,必須創新保護工作的方法和思路,搭建新的載體和平臺。其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性保護是推進非遺傳承保護工作最有效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保護形式之一。強調這一點,絕不意味着減少政府的責任和義務,更不意味着政府減少投入,而是在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的同時,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充分調動和發揮社會力量,把散落在民間的有些非遺項目通過生產性保護開發,使其成爲能夠和人民羣衆的多樣化文化需求相對接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藝品,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非遺傳承保護的重要理念和渠道。
記者:在本屆成都國際非遺節期間,記者強烈感受到,這個節日有一個突出特點——老百姓參與的熱情很高。對此,您怎麼評價?
鄭曉幸:坦率地說,老百姓能否積極參與並且樂於參與,是檢驗文化活動是否成功的試金石,也是貫徹落實以民爲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都非遺節是2007年創辦,其後發生了5.12汶川大地震,之後,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以及港澳臺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的大力支援下,在災後文化重建及其精神文化撫慰活動這個過程中,文化的力量、文化軟實力的作用得到了全社會的進一步認同,這也就爲整個四川文化建設提供了強大的背景支持。從已舉辦的三屆成都國際非遺節的發展過程來看,不僅老百姓對非遺的認識有了提高,而且四川人民羣衆一種新的文化自覺觀念正在生成和發展。可以說,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文化沒有缺位,四川的文化建設取得了新的突破。正是對這種文化發展環境的認可,文化部決定將非遺節永久落戶成都。據我瞭解,本屆非遺節,僅成都市直接參與各類節會活動的人數就達570餘萬人,拉動各類消費61.5億元,比上屆增長11.8%。這個數字的背後,既反映了老百姓對非遺節的認可,更反映了老百姓對富有民族文化內涵的非遺項目和非遺產品的認可。從這個角度看,對非遺項目生產性保護的廣闊前景還會有疑問嗎?
記者:作爲文化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主辦的、也是目前世界唯一的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爲主題的國際性節展永久落戶成都,這對四川的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非遺節的國際化程度您有何評價?還有,您對非遺法實施的意義和作用是怎樣認識的?
鄭曉幸:經過三屆努力,非遺節已成爲推動四川文化建設與繁榮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平臺。爲了使國際非遺節保護與傳承的理念效應能夠常態化、日常生活化,成都興建了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園作爲每兩年一屆的成都國際非遺節的永久承載地。這個博覽園既是一個新型的非遺項目生產性保護傳承平臺,也是成都市一個新的文化地標。以此爲依託,成都軟實力的提升和影響力的擴大不僅有了新的載體,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把非遺節作爲四川永久性的國際文化交流平臺進行建設,努力爲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生產性保護探索新的道路,貢獻新的經驗。
從2004年我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到今年6月1日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佈實施,其間隔時間之短,恐怕是我國文化領域出臺最快的一部法律,由此,中國也成爲世界上最早通過立法形式保護非遺的國家之一,這也標誌着我國今後的非遺保護工作將進入一個有法可依的新階段。因此,這部法律的出臺,既是中國作爲文化遺產大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也表明了中國政府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視,反映了正在崛起的中國所應持有的一種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堅守和強大的文化執行力,表明中國政府在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領域裏,已經佔領世界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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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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