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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尚未從動蕩中恢復,這使得今晚(11日)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新得主的光彩略顯暗淡。在不斷增長的獎金和經濟學最高殊榮的背後,傳來越來越多的質疑聲。
三位此前並不受人關注的經濟學家獲得了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麻省理工大學的彼得·戴蒙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克裡斯托弗·皮薩裡季斯和美國西北大學的戴爾·莫滕森。
獲獎者的研究顯然對當下糟糕的全球經濟有所暗示。彼得·戴蒙德的理論模型主要用來描述如何為勞動力市場找到更合理的機制,從而更好地解決失業問題。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獲獎者對市場的分析模型基於微觀經濟學理論,『市場大部分交易都是為貿易而進行的,當然會出現一些貿易摩擦,買者很難得到想要的商品,而賣者很難找到消費者。在勞動力市場上,許多公司也發現,會有許多工作空缺,而一些失業人員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
另外兩位分享該獎項的研究者戴爾·莫滕森和皮薩裡季斯的主要學術貢獻,也涉及失業難題和勞工政策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麗群認為,三位獲獎者研究的貧困、失業和養老等問題,都是當下的全球性問題,都是與普通老百姓密切相關的領域。她表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過程中,需要對勞動者及其就業生存有更多的關注。
不過,經濟學家李纔元認為,三位獲獎者的基礎理論仍然只是重復了市場交易靠博弈的一些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搞得越細,越抽象,越沒有實踐價值』。在他看來,歐洲中世紀哲學有個論題是『針尖上能站幾個天使』,數百年爭論不休,當下的西方經濟學正在步其後塵。
不能對曠日持久的金融危機給出一個合理解釋的經濟學,總是讓人有隔靴搔癢的不快。李纔元認為,兩年前金融危機爆發,從某種程度上證明西方經濟學『已經死了』,而諾貝爾獎的悼詞卻還沒念完。他在剛剛出版的貨幣哲學著作《金融內戰》中,從中國本土視角檢討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癥結,並提出,中國經濟學必須在西方經濟學的『暮鼓』中敲響『晨鍾』。
其實西方經濟學自身並不缺少反思。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之前,具有關鍵影響力的美國媒體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進行預測——兩位美國行為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泰勒和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席勒獲得了最高支持度。這兩位被認為是行為金融學的先驅,在市場行為和決策心理研究上深有造詣。席勒還曾預言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
經濟學家不是巫師。但顯然,預測危機到來的能力成了關鍵指標,曾經被華爾街廣為推崇的『數理模型』受到了冷落。美國博彩公司立博一度表示,泰勒和席勒獲得了最高的賭注。今天的結果看來,要讓很多賭徒輸錢了。
事實上,觀察一下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他『熱門人選』,就能發現風向的改變。
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清瀧信宏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爾創立了『標准真實經濟周期』模型。該模型假設,有兩種不同時間偏好和家庭類型:『耐心』與『急躁』。當『急躁』的家庭不滿意市場利率時,他們從『耐心』的家庭中借錢。當他們借錢時,必須提供房產作為抵押品,當房地產的價值下降時,債務的數量自然也降低了。這種現象對房地產市場產生的效應是使土地的價格進一步下降。但實際情況是,不論『耐心』還是『急躁』的家庭或個人,都陷入房地產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蕭條當中。有人就此評價,在2008年之前,這些學者和他們的模型為什麼沒有早點研究出來?
此外,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凱文·邁爾斯·墨菲受到評選者關注。他在社會經濟學領域進行了開創性實證研究,所涉主題包括工資不平等和勞動力需求、失業等問題。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尋找美國白領階層與藍領階層收入不平等的原因。這些課題本來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病因』,但評選專家們兩年後發現了它們,卻沒有給出『藥方』。
路透社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批評相當直白。其專欄作家稱,自從1968年瑞典央行創設該獎項以來,該獎項一直與整體諾貝爾獎格格不入。諾貝爾的初衷是獎勵『對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人』,而現在『經濟學獎簡直是弊大於利』,『只要回顧一下經濟學界的歷史,你就會發現,如果他們能預測到危機,那纔怪了呢。』
這家全球最重要的經濟信息傳媒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使人們誤信了一些經濟學家。而有的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理論,恰恰是導致數次市場崩潰的罪魁。1987年,人們廣泛認可的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期權定價模型對華爾街股災負有責任,並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數學理論是否會毀滅金融市場?》一書的作者特裡亞納說:『這些理論化平靜為動蕩,並催生了危機,諾貝爾獎卻令它們備受尊崇。』
路透社專欄說,如果瑞典央行每年非要發放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這是它自己的事,但不應跟諾貝爾獎扯上乾系。
今天,獎金數額的分量似乎超過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本身的榮譽。從上世紀60年代創辦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金逐年水漲船高。最初是3萬多美元,20世紀70年代末達到了20多萬美元,80年代中期漲到40多萬美元,90年代末已經接近100萬美元了。最近幾年,獎金固定在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0萬美元。
但是,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們似乎並沒有處理好這筆普通人眼裡的『巨款』。盡管在學術上都頗有建樹,在投資理財方面,他們的策略不見得比其他人來得高明。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瓦西裡·裡昂惕夫說,『我喜歡以理論作賭注,但不喜歡拿錢去投機。』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用18萬美元的獎金為自己在舊金山買了一幢房子。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的加裡·貝克爾教授還沒來得及把克朗換成美元,就在得獎兩個星期後接到一個斯德哥爾摩來的電話,稱由於瑞典爆發匯市危機,他的120萬美元獎金已『縮水』25%,變成大約90萬美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道格拉斯·諾思與羅伯特·佛格爾,兩人用自己的經濟學知識判斷當時道瓊斯指數3700點太高了,不適合買股票。但後來時間不長,道瓊斯指數攀昇到了11000點以上。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後,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員鄒平座就提出,對金融危機要從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層面進行反思。他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崛起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體系。如果在經濟理論上還是抱著西方模式不放,就會影響經濟政策的正確性。『前蘇聯和阿根廷就有這樣的教訓,它們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倒,而是被西方的經濟理論打倒,大危機給了我們反思的機會。』
經濟學家李纔元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連續出版了基於中國本土視角觀察全球經濟的三部著作《成人經濟學》、《出軌的紙幣》和《金融內戰》,力求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
他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象征,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它的倒下。首先,在經濟學工具層面,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數理模型推導下的主流方法,已經被證明失敗了;其次,戰後西方經濟學以弗裡德曼的貨幣哲學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觀念和學派,也在金融危機中漏洞百出。最關鍵的是,西方經濟學一直堅持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發生了質變。
『危機期間,美歐國家和政府強力乾預市場,動用國家力量對企業、公司、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和產品,進行直接管制和疏導,這是對政府地位的重新定位。』他說,單單一個守夜人已經不夠了,在全球化時代,政府和市場之間應有更緊密的關系,更精細、更密切、更具體的互動。『而這些,都是以往的西方經濟學體系很少關心的。國家的功能如同培育土壤,種子種下了,市場繁榮了,企業和公司如同收割機。』
今天,在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中,新獲諾獎者也提出了『政府的乾預政策能不能使市場更為有效運作』的課題。李纔元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前提和基礎強調『理性人』、『經濟人』,但危機使人們認識到,經濟生活中如果沒有『道德人』參與,最終結果一定是崩潰。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學家們在理論和實務兩個層面,都應該有很大空間可以有所建樹。在這個意義上說,『能不能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還重要嗎?這是人類智慧共同的繼承和創造。』
不過,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看淡諾貝爾獎,並非不注重自我反思。
經濟評論人士崔宇認為,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一個待解之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目前似乎並沒有一套解釋中國奇跡的完整理論。這中間,中國經濟學科研和評估體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是重要原因。
他認為,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他們的『通病』是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這使得技術性強、並偏重基礎理論的諾貝爾獎常常與中國經濟學家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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