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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日前引述一項最新研究稱,『蟻族』中50%以上來自農村,20%來自縣級市,屬於典型的『窮二代』或曰『貧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過5萬元。
在『富二代』成為新聞媒體的『寵兒』之後,『窮二代』的問題也開始越來越受到關注。應該說,『蟻族』並非『窮二代』中最底層的——畢竟其主力是大學生。不過,在世界范圍看,教育一直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最有力武器。大學更是窮人的進身之階。『窮二代』上了大學或大學畢業後成為『蟻族』,和這種普遍規律相抵觸,凸顯了我們社會的危機。
作為比較,我找到一組美國的數據。這個數據分析的是1976年入學的大學生在1994-1995年期間的年收入。這些學生按入學時的家庭收入等級分為四組,第一組是出自美國收入最少的四分之一家庭,屬於最底層;第二組則是來自最底層之上的另外四分之一家庭,屬於中低產;第三組則來自位居這兩個階層之上的四分之一家庭,算是中高產;第四組便是所謂『富二代』了,來自美國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這些背景不同的學生大學畢業後15年左右,年收入依次如下:來自最窮家庭的學生為67490美元,中低產為75010美元,中高產為73614美元,來自最富家庭的學生則達到85842美元。
這裡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美國貧富分化嚴重,社會流動已經趕不上歐洲國家。《經濟學人》早就指出,『窮二代』、『富二代』凝固化的階層分化,在美國比在歐洲嚴重得多;第二,1976年時,以『種族平權』為目標的『積極行動』已經在大學錄取中產生影響。特別是一些黑人學生,享受著某種傾斜性優惠政策,進大學時功課比其他學生差一些,並且由於在大學前缺乏良好的教育,又是家裡第一代大學生,在學習習慣和對付大學生活的經驗上,都有明顯劣勢。這些人主要集中在最窮的一組中,他們畢業時的平均水平確實比其他學生低。
不過盡管如此,這些學生畢業十五年後的平均年收入僅比中高產階層低8%多一點,比最富家庭的學生也只低20%左右。而中低產的學生,平均收入居然超過了中高產的學生。普林斯頓前校長WilliamBowen在解釋這一現象時說,貧困學生除了上大學前的教育劣勢外,上學期間總要半工半讀,功課受到很大影響。另外,畢業求職,在更高的階層沒有任何關系門道,到處吃虧。更不用說償還學貸的壓力使他們難以在工作後進行『資本積累』、對自己的未來進一步投資。想想看,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都是通往高薪之路,但學費不低。你剛畢業背一屁股債,怎麼可能在這條路上和富家子弟競爭?所以,WilliamBowen大聲疾呼:要加強對貧困學生的獎學金支持,改變『窮二代』、『富二代』遺傳的格局。
應該說,以上列舉的數據,在美國不是個光彩的數據。憑你老子富,你就應該比人家窮孩子多掙20%嗎?這觸犯了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但是,多少中國的『蟻族』能指望擁有『富二代』80%的年收入呢?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貧富分化也在世界最嚴重之列。只不過,從大學縮小貧富差距的功能上考查,中國即使比起美國,怕也是相差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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