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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個多月的沈默,章子怡於12日凌晨接受專訪,詳細回答捐款風波中網友提出的各種質疑。章子怡否認有『詐捐』或其他違法行為,但承認自己從事慈善活動『缺乏經驗』,並對長時間未能回應公眾疑問作出解釋。
(3月16日《南方都市報》)
從所謂章子怡『捐款門』進入公眾視野開始,沈默中的章子怡已經遭到了眾多的非議和指責,當然,也不乏有為之辯護者。但是,在慈善潛規則幾成時代病癥和社會慣於用道德眼光審視慈善行為的前提下,其似乎成了一個『偽善』的化身。
那麼,章子怡開口說話能消除質疑嗎?從新聞報道來看,筆者願意相信章子怡的解釋是真誠的,能否預示著『捐款門』的終結,恐怕還是個問題。
筆者以為,把章子怡『捐款門』放在慈善事業在當下發展的困境中來審視,可能會使整個社會受益,而不僅僅是糾纏於問題的細枝末節。這,或許更符合公眾的期待和社會的公共利益要求。
首先,應厘清審視個人慈善行為的前提。一是個人慈善沒有任何強制性;二是慈善行為不以捐款的多少來衡量。從最基本的常識而論,人人都可以施行慈善,慈善是一種道德,是不能以捐資的多少而論高低的;三是不能對慈善行為進行道德『綁架』,更不能進行『索捐』;四是不能認為所有慈善行為都是『秀』。
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客觀地說,如果不存在『欺騙』行為的話,應該承認章子怡本人確已履行了對社會的義務——以個人名義向中國紅十字會捐了100萬元人民幣(其中16萬元最近纔到賬)。即使在習慣用捐款的多少來衡量慈善行為的當下,恐怕也是有說服力的。而章子怡關於海外募捐的解釋,也是合情合理的,認捐和實捐是慈善上的技術性問題,當然,並非所有公眾都能明白這個道理。
其次,出現章子怡『捐款門』與對明星的公眾期望有關。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公眾不但以捐款多少評價個體或企業的慈善行為,而且常常陷入道德討伐的境地,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對明星的期望有時候甚至會超出明星本人的承受能力。一般來說,公眾會將明星捐贈數額與其期望值進行比較,當捐贈數額低於公眾期望值時,公眾就會產生不滿情緒,而且差距越大,不滿情緒就越強烈,明星形象也由此蒙上了陰影。對此,理性的公眾應有所反思。
最後,章子怡『捐款門』出現的一個社會背景是眾多慈善陷阱的出現,如『捐贈秀』、『諾而不捐』等。因此,當章子怡的 『口中』捐款數量與實際不符時,遭到的質疑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現實中有太多的『慈善秀』對公眾和社會進行了欺騙。但是,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慈善行為都視為是一種『作秀』,正如不能『把髒水和孩子一起潑掉』那樣。
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駿指出,當前發展中國慈善事業的首要任務,是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慈善事業必然難以發展。美國企業家大衛·洛克菲勒曾指出:『關鍵是社會責任要變成企業行為的有機部分,而不是外加的慈善行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經濟發展纔會為公眾的利益所接受。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纔能保證健康的社會環境有利於自己未來的興旺發達。』
筆者以為,我們也應該用這樣的立場來審視個人慈善行為,也只有在慈善之心成為個體和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時,我們或許纔不會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慈善者進行討伐。(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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