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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10年,又一個重要的轉折歷史性地落到了這個年份——中國經濟在經歷輝煌與反思後,開始朝著新的方向邁進,而邁進的抓手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978年,我們從農村開始逐漸面向城市進行了全國性的資源重新分配和調整,『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並確立了『先富帶動共富』的策略,全國一盤棋都動了起來,逐步形成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然而,這一模式經過30多年的發展,在獲得巨大成功的同時,弊端和問題也逐漸顯現,變革派與維持派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爭論,2007年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給這一爭論畫上了句號。
如今,『變』已是朝野共識。從中央到地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都是今年的第一關鍵詞。然而,大方向確定的同時,我們還擔懮地看到,不管是思想界還是實務界,人們的認識還比較膚淺和混亂,『為什麼要轉變』、『該如何轉變』、『轉變的終極目的』等問題都未能得到清晰的闡釋,『口號性轉變』和『投機性轉變』也屢見不鮮。
為了廓清思路,更好地指導實踐,我們約請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學彬教授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讀者和決策者提供一種新的認識思路。
出口導向到了『最危險時刻』
《國際金融報》:『今年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大力推動經濟進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軌道』,這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的表述。這意味著中央已經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今年乃至今後數年的重中之重。我想問的是,國家此番舉措是出於何種考量?
陳學彬: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了一個以低工資、高就業;低消費、高積累;高經濟增長、低福利增長;高貿易和資本順差、高外匯儲備、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模式。然而,這一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地步,尤其是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帶來的後續反應,讓這種模式再也難以為繼。
中國為有效應對危機,積極調整實施刺激經濟的擴張性政策,使經濟較快止跌回昇,在世界率先走出谷底。但因大規模投資帶來的潛在生產能力過剩、經濟結構失衡、貿易保護主義上昇對中國產品出口的制約等問題卻更加嚴重。未來幾十年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必須對現有模式進行深刻反思,采取新的思路和戰略,實現根本轉變。
《國際金融報》:2009年,國家加快用擴大內需手段彌補嚴重受損的出口,比如推出的家電『以舊換新』、『汽車下鄉』等措施。
陳學彬:這些都是臨時性措施。不過,從出口導向轉為內需主導的方向是對的,但大家的認識還不是很充分,還有很多偏差。現在比較一致的是,因貿易糾紛、外國制裁,沒辦法出口了,所以要轉換。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認識到,過去的模式本身就存在弊端,並且我們對弊端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就像現在,國家一方面大力倡導擴大內需,在具體的措施上卻又拼命采取諸如出口退稅等來促進出口,這並不利於經濟發展模式的真正轉化。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過去的模式並沒有帶來人民生活的同步增長。數據可以說明問題:2009年比1978年實際GDP增長16.9倍,年均增長9.76%,成為同期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2009年名義GDP總量折合美元49090億元,接近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的50849億美元。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增幅卻遠遠落後於GDP。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49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37.6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加只有7.95倍和7.61倍。這說明,現有模式如果不改變,它可能成為制約未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礙。
外向型經濟難敵危機衝擊波
《國際金融報》:客觀地說,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
陳學彬:是的,其歷史重要性不容回避。改革之初,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競爭力差,資金短缺,裝備落後,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實行高增長、低工資、高就業的戰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其弊端則同樣不可回避。
比如,對國際市場依賴過多:原材料進口依賴——高價進口大量能源、礦石等;需要巨大的國際產品銷售市場承接。而過多依賴國際市場又使中國經濟易受全球波動衝擊。由於世界經濟出現衰退,2009年全球GDP增長率為-1.06%(2006年為8.5%,2007年為5.5%,2008年為4%),全球出口下降22%,中國2009年出口下降16.0%。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迅速加劇,並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制約中國出口。
比如,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品加工出口,污染環境,消耗能源,不利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舉例來說,2008年中國鋼產量達5億噸,佔世界粗鋼總產量的38%。同年淨出口鋼材4578萬噸,超過第五大鋼材生產國德國的總產量。如果以噸鋼綜合能耗680公斤計算,2008年淨出口鋼材消耗能源就達3113.04萬噸。而實際消耗遠超於此。中國2008年萬元GDP綜合能耗0.948噸標准煤。如果以此作為出口商品的平均能耗,2008年約2萬億元人民幣貿易順差,則意味著間接出口近1.9億噸標准煤,約佔當年國內總能耗的6.7%。
再比如,企業貼牌生產,低價出口,獲利甚微,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盡管出口增長,但大多數企業為外資、合資或貼牌生產。2008年中國出口14285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僅佔29.1%;外商投資企業佔55.3%。拿紡織服裝來說,出口額已佔世界總額的1/5,但自主品牌只佔10%,其餘90%均為無牌、貼牌和定牌出口,基本上沒有一個真正在世界上叫得響的服裝品牌。
巨額財富被廉價輸往國外
《國際金融報》:從總量看,我們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可是,我們似乎並沒有能夠充分享用這些財富。
陳學彬:為了獲取低價出口的競爭優勢,長期實行低工資政策,特別是大量極為廉價地僱傭農村勞動力,不利於人民生活水平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GDP增長了,工資增長卻遠遠落後。中國城市職工平均工資2008年僅為美國非農部門平均工資的13.2%,在20世紀90年代僅2%-3%。勞動者在創造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卻沒有同步地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增加的福利。那麼這種福利到哪裡去了呢?
首先,大量物質財富在非等價交換中被輸送到國外去了。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靠的是低工資、低價格競爭。伴隨GDP高增長的是以低工資報酬創造的大量物質財富向國外流失。比如在美國就有個奇怪的現象:美國城市消費價格指數及其主要分類指數增長較低也較穩定,上世紀80年代以來保持穩定上昇趨勢,但服裝價格指數卻在90年代開始逐步脫離CPI而走平,進入21世紀後則開始下降。2009年比1999年城市CPI上漲28.3%,而服裝價格指數卻下跌8.3%。這個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國大量的廉價服裝賣給了美國人。美國人一打一打買回去,穿一次不洗就扔掉了。中國的廉價商品維持了歐美發達國家奢侈的消費,甚至是浪費。
《國際金融報》:這種浪費確實很可惜,幾年前大家就開始討論『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的話題。
陳學彬:我們財富的損失還不僅僅是低價的損失,巨額外儲損失也引起人們的關注。大量出口和引進外資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只能投資於美國國債和其他國外資產,對外投資的低收益和外匯貶值,導致損失極大。2009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到23991.52億美元,相當於當年GDP的48.9%,為月度進口總額的27倍。全部外匯儲備如果以美元資產計,按特別提款權折算,粗略估計2001年至2009年的貶值累積損失折合人民幣達1.5萬億元;如果按50%為美元資產計,美元貶值的累積損失也高達0.75萬億元人民幣。
同時,購買美國國債的收益也不抵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2009年12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7554億美元,按2009年美國10年期國債3.88%的收益率計算,收益僅293.09億美元,不及外商投資收益的1/4(1984-2008年金融項目和資本項目累計淨流入資金5910億美元,按22%的投資回報率計算,2009年外商投資收益至少為1300.2億美元)。
定價混亂擠佔國民消費
《國際金融報》:巨額財富正是通過這幾種方式外流掉了。五六年前我就采訪過蘇浙一帶的服裝企業,一些國內服裝龍頭,當年都在幫耐克做貼牌生產,拿著微薄的利潤。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定價『內外有別』,出口產品的價格卻比內銷的低,不少人都熱衷於從國外帶回這些『中國制造』。
陳學彬:這正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怪現狀。以低價維持出口,國內卻采取混亂的價格政策。我們常常可以聽到外銷的主要理由是內需不足。但為什麼內需不足,因為大家不願消費,尤其是城市居民。為什麼不消費,因為要儲蓄。為什麼要儲蓄,因為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需要大量的錢,人們必須進行預防性儲蓄。而其中房價上漲帶來的住房支出,大量擠佔城市居民的其他支出。
由於我國房價並未計入CPI,而食品卻是CPI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食品一漲價就拼命壓,住房卻怎麼漲都沒關系。實際上,城市居民的錢絕大多數都到住房裡去了,其他消費就沒錢。
房價暴漲誰獲利?首先是地方政府。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1.42萬億元,不得了。其次,是房地產商,不僅中國,尤其是外國房產商,佔的比重相當大。再次,國外投資者和國內有錢人。這樣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和資源浪費,也擠佔了正常的投資和消費資金。
《國際金融報》:這樣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陳學彬:長期以來我們都忽略了一個問題,我們經濟增長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為了經濟增長而增長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增長?
當年實行低工資、低價格、高出口,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沒資金和技術,只好靠低價出售給國外,然後賺取外匯,然後再購買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來提高生產。那是一個迫不得已的選擇,是為了發展作出的犧牲。但這只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過去後,再繼續下去,就導致了極大的福利損失。
我們需要思考,30年間,我們獲得的與我們付出的是不是成正比?我們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虧本的買賣,而且虧本也走不下去了。全世界針對我們那麼多刁難式的反傾銷就是明證。
『共富』當為基本著力點
《國際金融報》:從近期的國際輿論來看,中國的巨大財富損失似乎並沒有得到歐美一些國家的認可。
陳學彬:不僅沒有得到認可,相反,歐美國家還認為我們的出口造成了他們的危機。這說明犧牲我們讓歐美國家過揮霍浪費的生活的模式,有些得不償失。同時,在國內,這一模式帶來的危害也更加嚴重。一方面,為了擴大出口,企業不是努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培育自主品牌,而是使勁壓低工資,借以維持自己的勞動力成本和產品價格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出口的價格競爭力,則采取出口退稅政策,用國內老百姓的稅收去補貼外國人,國內需求再進一步受到擠壓。這種惡性循環,導致中國的城鄉差距、東西部地區差距繼續擴大,居民最終消費比重持續下降。居民最終消費比重已從1980年的50%多,下降到2007年的35%(美國從上世紀60年代的60%多上昇到1997年的70%多,日本也在50%以上)。可見,在此模式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未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而相應提高。這顯然與社會主義經濟增長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最終目的相悖。提高居民最終消費水平,是轉換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目的和基本著力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為了讓全體人民都富裕起來。
現在大家在討論人民幣昇值,這還是在圍著市場轉。如上所述為了抵消人民幣昇值等原因給出口帶來的影響,我們對出口進行補貼,是偏離了方向。出口補貼應該取消,應該補貼給中國農民、城市窮人,讓他們去買中國產品,這樣企業不照樣有銷路了嗎?1萬件100元,現在賣120元,銷售5000件,國外市場減少一半,但另一半5000件賣給國內,市場也有了,但對中國老百姓的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是個本質的差別。
廉價勞動力優勢其實是極大的資源浪費。我們已經具備讓大家共同富裕的能力,但如果還要走少數人富裕這條道路的話,是走不下去的,包括那些富裕的少數人。窮人富起來了,同時也讓富人增添了財富。因為富人的產品也有了更廣闊的市場,可以獲得更多收益。
《國際金融報》:如是看來,以保持就業為借口采取出口退稅甚至企業零利潤負利潤等舉措促進出口,已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損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長模式已不可持續。
陳學彬:轉換發展模式刻不容緩。中國經濟必須從出口導向型轉換為內需主導型,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降低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昇級,增強國際競爭力;以真正提高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從資源消耗型轉換為資源節約型,從環境污染性轉換為環境保護型,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平衡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不是外國人需要,而是我們自己要做調整。我們有全球1/5的人口,有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消費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就是外商到中國來的最大理由。最近豐田章男為什麼到北京道歉?就是看到了中國市場。然而,廉價勞動力制約了我們的消費市場,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讓勞動者分享到他們應得的報酬。
經濟模式轉換的關鍵是啟動內需。啟動內需的根本著力點,必須放在提高居民最終消費水平而非投資和政府消費之上。為什麼中國的最終消費上不去,經濟發展長期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癥結就在於國民收入的分配,特別是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同時,還要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懮。
現在有個問題是,一提到經濟模式轉換就講產業結構調整,我認為不太准確,有些偏離方向。產業結構調整,從原來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換,需要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轉換,提高對外競爭力,但著力點還是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提高競爭力的目的還是為了去賺外匯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還有房地產的問題。本來受危機衝擊的時候,正是調整的好機會,但現在又失去了。本來當時就可以把泡沫擠掉,而現在的結果是,房地產泡沫被吹得更大。
還要再來一次『農業革命』
《國際金融報》:1978年改革開放,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借解放農村生產力從而帶動解放整個社會的生產力;這一波結構調整,您認為還需要再來一次『農業革命』嗎?
陳學彬:有必要。這一波調整,我認為還需要從農村著墨。要想辦法提高農村生產力。我國有7億多農民,他們中相當大部分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還很低,讓農民全部在土地上是永遠富不起來的。啟動內需的著力點關鍵在啟動農村消費。這是一個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和農業生產資料市場。關鍵在如何加速發展農村經濟,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將農民巨大的潛在需求轉換為現實的有效需求。
首先,要大力支持農業現代化,大幅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這幾年國家在推動農機下鄉,支持農業生產發展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總體力度還不夠。這可能是出於財力考慮,如果把出口退稅等補貼出口的資金用到這方面,效果肯定會更明顯。近期國家鼓勵『汽車以舊換新』,拿國家財政來補貼買轎車,這一政策是不太好的。中國不能學美國的汽車消費方式。國家補貼買轎車不僅是『用窮人的錢補貼富人消費』,而且會加劇城市交通堵塞、廢氣污染和能源消耗。如果用這部分經費補貼農業機械和農用車輛的購買,所取得的短期和長期社會經濟效益都將遠遠超過補貼小轎車。國家應該把錢大量補貼農業、扶持農業。在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後,就要反哺農業。
其次,要逐步提高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價格不合理將導致經濟利益的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和經濟結構的失調。價格漲了,農民就會對種地有興趣。增收了,就不想再出去當農民工。同時有錢人也會到農村去投資。同時,農產品市場化定價也需要國家政策引導,而不是利用通貨膨脹作為借口去壓制農產品和食品價格;受國際市場影響,國家還要對農產品予以保護。比如對美國肉雞征反傾銷稅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再次,加快中小城鎮,特別是鄉鎮的發展,將城鎮化與推動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這次中央提小城鎮發展,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前農民收入低不說,居住條件也沒辦法增加需求,並造成土地的極大浪費。如果能夠像蘇浙一帶一樣,將一個村農民的房屋就近集中修建為3層樓的新型農村住宅區,將分散居住的農民整體遷入,置換出原有的宅基地作為耕地和非農業生產用地,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國際金融報》:這需要新一次資源要素的分配和調整。
陳學彬:是的。30年前,中國人窮是因為生產落後;現在生產大發展,為什麼還窮?這是因為分配有問題。我們需要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房價暴漲,調整居民支出結構;也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重點培養應用型和創新型人纔。我們要把提高全體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根本出發點。
比如最近出現的『用工荒』就很說明問題。調查稱,一方面招不到人,另一方面80後、90後又不願去工作。這就反映出工資水平太低,農民工待遇太低,相應福利、社會保障都沒法解決,這不僅是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它還制約了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教育問題也是。前幾天國家搞教改規劃征求意見,其中談到教育投入佔GDP4%的目標,財政部副部長說實現這個還是有難度的。教育投入是國家民族長遠發展的根本保障,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都達不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受到嚴重制約。必須充分認識這種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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