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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無論在國家級的研究報告、商業機構的調查統計還是媒體的娛樂新聞中,一個熱得燙手的詞匯就是,『中產階級』。應該說,直到上世紀後期,中產階級一詞還保留著濃厚的政治色彩,甚至還有點神秘。在人們的腦海中,它描述的是發達國家『富人』的生活,起碼要『有房有車』。
然而,進入21世紀,伴隨著我們周圍『有房有車』的人越來越多,關於中產階級的各類討論、調查鋪天蓋地而來。在這些五花八門的討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業性的,往往由金融機構或諮詢公司主導進行,目的還是從收入結構、消費者行為的角度,來為中國市場『畫像』。也有一部分是學術性的,由研究機構所主導,目的在於分析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內在情況,也隱含了為政府提供智囊服務的意圖。再就是偏娛樂性的,通常由平面或網絡媒體主導,其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吸引眼球,成為讀者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
這種『中產階級討論熱』的形成並非偶然。一方面,政府要全面發展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必然想找到穩定性較強的群體,成為政策影響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的提法便吻合了這一目標。另一方面,在消費日益昇級的社會變遷中,人們需要進行身份定位,進而找到支持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目標,『中產階級之夢』便開始融入人們的意識。
然而,有趣的是,在無論是基於何種目標的調查中,都能找到一些共同特點,例如對中產階級的標准存在很大的認識差異,即使對某些高收入人士來講,也缺乏中產階級的歸屬感等。事實上,這也反映了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獨立的中產階級在我國還遠沒有形成。
首先,就中產階級在西方國家的起源來看,一般指二戰後興起的群體,他們不同於傳統農場主、商人、自由職業者及以沒落貴族為代表的舊中產階級,以所謂『白領』為主。對個人權利的追求、尊嚴感的維持與價值觀的穩定,是這一階層的主要特點。而在我國,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精英文化』追求徹底消滅後,對個人獨立性的追求,已讓位於金錢帶來的快感。伴隨著收入和文化水平的增加,這種現象更明顯。中國的中產階級,往往都是『物質強人,精神矮子』,難以成為文明社會的中堅力量。更何況,由於勞動者保護還有待改進,加上工會力量的弱化,整個社會還未形成保護僱傭者的制度氛圍,這樣也難以形成中產階級的獨立人格。
再者,未來中國也難以出現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並成為政策作用的主要對象。由於人口、資源等方面的差異,西方國家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紡錘形』社會,很長時間內在中國難以復制,恐怕更可能的,只是縮短『啞鈴型』社會的兩端,避免貧富過度分化。對中國只能進行『巨國模型』的分析,也只有印度可以做比較,即使印度目前已經宣稱有3億的中產階級,但另外還有3.5億處於貧困線下的人群,這遠非和諧社會的理想模式。作為政策含義,就是說在人口過多、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靠壯大中產階級而實現小康社會,是不現實的。理性的做法,一是嚴厲控制通過非市場途徑過度積累財富的行為,二是把更多的資源和政策,偏向於解決城市貧民和農民的生存狀況,從而真正奠定和諧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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