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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爾I是取還是捨,是個眾目睽睽、舉世矚目的高調問題。銀行界在鼓動著『破』,而我們得要先考慮『立』的可行性纔能考慮『破』的可能性。至今,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已經決定實施巴塞爾II的同時,美國依然在猶豫徘徊。在漫長的政策制定歲月裡,大銀行的實踐又大踏步前進,與政策的距離越拉越遠。
1998年,在一片要求改革巴塞爾I的呼聲中,國際掉期及衍生證券協會(簡稱ISDA)也不甘人後。當時他們代表銀行界出了一篇長達62頁的呼吁書《信用風險和管制資本》,用詞頗為嚴厲地數落了巴塞爾I的種種不是,呼吁監管部門盡快改革,讓銀行界用內部信用風險模型來決定監管資本金的准備量。ISDA代表團由大銀行中高層管理人員組成,有些人甚至曾在美聯儲供職,煞有來者不善的架式。
為此,紐約聯儲特別同他們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某種意義上這更像一次談判,紅木暗陳的會議廳裡,聯儲、ISDA雙方人員相對而坐,兩方的主要人物位居中間,嚴肅認真,不苟言笑,連寒暄都免了。
紐約聯儲的代表ChristineCumming和顏悅色但卻態度堅定地對他們講:信用風險模型目前主要用於大銀行,但聯儲在制定政策時還要顧及到中小銀行、地區性銀行。對它們來說,巴塞爾I恰如其分等等。私下裡,Christine對ISDA的這個文件持有相當保留意見,她覺得這個文件用詞苛刻,似乎把巴塞爾I的功績抹殺得一無是處,同時,片面地代表大銀行在那裡搖旗吶喊,缺乏全面、合理、協調、合作的精神。
後來ISDA又去了美聯儲華盛頓總部老調重彈。華盛頓會議基本是紐約會議的翻版,惟一的區別是,華盛頓似乎對信用風險模型持更懷疑的態度,覺得用內部模型來定量信貸監管資本尚為時過早。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從全國角度出發看到的中小銀行更多些,更要代表它們的利益。
無論如何,隨著銀行業日新月異的發展,巴塞爾Ⅰ種種過於簡單、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日益顯現,改革已箭在弦上。
大通的簡約
1998年2月底,紐約召開了一次規模巨大、盛況空前的信用風險資本監管討論會,全名為『處於十字路口的金融服務:21世紀的資本監管』。說白了,就是討論巴塞爾I的問題,及在策略上如何做出修正。由此,鳴響了修改巴塞爾I的頭號禮炮,表明了政策制定者的決心和信念。
此時,我和同事Jennifer組成了特別行動小組,作為政策制定要員的『耳目』(eyesand ears),深入基層采集樣本,為他們提供第一手原始資料。
我們的任務,涉及到了解巴塞爾I的問題及問題的嚴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銀行界都在鼓吹信用風險模型,我們要調研這些信用風險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為政策制定可依賴的參數,能否得到實踐的檢驗來證實其可信度,能否為大中小各類銀行和不同國家共同接受等等。換句話說,銀行界在鼓動著『破』,而我們得要先考慮『立』的可行性,纔能考慮『破』的可能性。
當時在紐約聯儲,JP摩根(J。P。Morgan&Co。)和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ManhattanCorp,簡稱大通銀行)是轄內兩家最大的銀行,經常被用來作比較。這兩家的文化、理念、產品、業務相當不同,它們所用的市場風險模型也迥異。摩根起初用的是精致先進的計算機模擬法,費事耗時;大通則很實在,用的是簡約但也被監管機構接受的歷史模擬法。幾年後,摩根摒棄了它的計算機模擬法,轉向使用大通式的歷史模擬法。
我們去銀行采樣的第一站是大通。大通是修改巴塞爾I的積極倡導者,對此自然大加歡迎,竭力配合。我們此行是政策調研,而非銀行檢查核實,所以接待我們的人員比較放松自如,暢所欲言。有時候,我們還會討論一些信用風險模型以外的銀行經營和政策法規的議題。幾個來回後,我們對它的整個信用風險模型的體系和結構有了全面了解,將其情況綜合起來,洋洋灑灑寫了近20頁的翔實全面的報告。
我所作的特別貢獻是花了兩三頁紙的篇幅,采用逆轉工程術(reverseengineering),用一個數字實例,代入大通的假設、公式和模型,層層剝皮,步步驗證,最後得到與大通同樣的結論。開始的時候,數據怎麼都對不上號,幾個來回下來,還是不得要領。緊張狀況昇級之際,接待我們的那位信用風險模型專家『突然』想起來,說他們在正規模型的基礎上,又加了些隨意參數!
這份報告,是監管系統第一份銀行調研報告,把銀行業的泛泛而談,同具體的模型操作緊密聯系起來。我們在向Christine等紐約聯儲政策官員匯報的時候,他們都認為這份報告具體深刻,非常管用,把很多問題的真髓都揭露出來。這些人大多數是經濟學博士,有較強的數理功底,那個數字實例言簡意賅,恰到好處,他們從中可以對一個銀行的模型有透徹的了解。
不是一般的復雜到了去摩根調研的時候,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國際結算銀行(BIS)銀行監管委員會出了一份調查問卷表,要求各大監管部門,對所屬大銀行所用的信用風險模型進行調研,填寫問卷表,匯總到BIS,再由BIS公布問卷結果,並商討下一步行動方案。這份問卷表截止期限太短,我們還缺少另一大旗艦單位----摩根銀行的資料。
說摩根是風險管理模型的前驅者,一點都不為過。我研究的第一個樣本就是由摩根外銷的《信貸算法》(CreditMetrics)。這是一個非常先進完美、精致漂亮的模型,它的技術文件堪稱信用風險模型的經典教科書。但類似於所有這樣的模型,信貸方面的數據不多也不牢靠,信貸事件不常見,所以模型再完美,若數據不過關,也只是廢物進、廢物出,最後的結果沒人采信。
摩根內部所用的信用風險模型與《信貸算法》並不一致,但沿襲摩根的傳統,我們預計它的內部模型不會簡單。時間緊迫,我們臨時從紐約聯儲的研究部門挖了一個能文能武、有理論有技術的經濟學家來協助完成工作。
不出所料,摩根的模型不是一般的復雜,而是相當的復雜。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它的模型本身就很復雜。摩根總是想方設法囊括所有能囊括進去的參數,把模型做得精致細膩。這無非是為了得出較為精確的結果,使模型在運用於信貸定價和資本金配置時,讓業務部門心悅誠服。但其結果必然是使模型變得環環相套、盤根錯節,不容易一下子看懂看穿。
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內部模型沒有完整的技術文件來說明模型的來龍去脈,更何況幾經修改,幾波工作人員前赴後繼,最終的模型可能與前幾輪的模型大相徑庭。即便有說明文件,也語言簡單,文字晦澀,數字符號一大堆,恍恍乎,不知其所以然。因為趕著給巴塞爾交問卷表,也因為模型的復雜性,我們沒有能做出一個數字實例來說明模型的運作,也沒有寫出像大通那樣系統的報告。匯報的時候,也就根據巴塞爾問卷做描述,但也能異曲
同工,讓政策制定者有個清楚了解。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最後收集了成員國26個銀行的調研問卷表,並於1999年出了一篇長達65頁的調研總結報告,題為《信用風險模型:當今的實踐與運用》。其中心結論為:信用風險模型,作為計算監管資本的基礎,尚為時過早。同市場風險模型作對比,信用風險模型的數據質量不可靠,數據庫有限,資產的價值不是按市定價,模擬的持有期長,難以通過回溯檢驗來驗證模型的可信度,等等。
現在所建立的舉世矚目的巴塞爾II,或稱新巴塞爾協議,基本定稿於2004年,經歷了艱難曲折、曠日持久的過程。由於是國際上諸多成員國激烈爭執、妥協折衷的產物,其結果必然是『中庸』了。只是很遺憾,在漫長的政策制定的歲月裡,大銀行的實踐又大踏步前進,與政策的距離越拉越遠。
至今,在大部分歐洲國家已經決定實施巴塞爾II的同時,美國依然在猶豫徘徊,實施日期尚無定論。除少數十幾、二十家大型、復雜、國際型銀行采用巴塞爾II中的先進方案外,絕大多數美國銀行可能還是堅守巴塞爾I及它的一些修正,按兵不動。巴塞爾II的艱難跋涉,由此可略見一斑。(作者盧菁現為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紐約投資銀行分部專業項目顧問,其新作《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已於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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