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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對國企改組、改制的進程和規劃,所有國企將在今年轉變傳統身份,引入股份制,轉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傳承的行政模式和行政管理。這意味著傳統的國企老總身份將『終結』,將不再具有行政級別,將不再官商一體。
新一年,國企老總行政任命將逐漸減少而讓位於市場程序抉擇,經營虧損或落敗將不再由財政兜底或核銷,而將具化為追究當事老總的責任,扣薪懲罰,甚至領受刑罰。
新一年,國企老總,安身立命昇職發財將靠業績說話,辭職與被辭將成家常便飯,碌碌無為將不再安享俸祿。國企改革將掀開新的一頁。
當管理不再政府乾預
去年10月17日,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向寶鋼集團的外部董事頒發了聘書。『這是第一家國有獨資企業成立的規范的董事會,也是169家央企中的第一個董事會,意義非常重大。』李榮融在後來的一次講話中評價:『可以稱得上是國資委成立以來的最大新聞。』
事實上,佔GDP40%的中央直屬企業是實行廠長經理制的最後一個堡壘,這169家企業之前很少有設立董事會的,即便有也是虛設,是個花架子,並不起實質性的作用,這些企業的高層管理者一直都是由國資委直接任命的。然而在所謂的『新國企』中,早已經開始實踐由董事會聘任公司高管了。
『新國企』浮出水面
北京正略鈞策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艾西南介紹,所謂『新國企現象』,是國內一些學者於2004年提出的,認為中國已經有一批『新國企』出現,開始影響整體經濟的發展。
『新國企』是指既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老國企』,也不同於轉軌過程中的『過渡型國企』的一批企業。在公司治理結構上相對完善。大部分『新國企』引入了具有制衡力的小股東,在重大決策、內部審計以及財務方面均起到了很好的管理作用;在人纔招聘、使用、薪酬等方面,『新國企』則采取了更市場化的做法,學習外資、民營企業的管理制度。
比較典型的企業有中集集團、華潤集團、中糧集團等等,這些『新國企』領導人更具有市場意識和國際視野,在計劃經濟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也表現得更為靈活。
國企老總新的權利邊界
目前,新國企、轉軌型國企以及老國企基本上呈現『橄欖型』分布,即新國企和舊國企數量都較少,處於轉軌期的國企最多,這意味著國企改革的推進還會導致更多的『新國企』出現。在央企建立規范的董事會制度無疑將加速國企向『新國企』過渡。
事實上,國資委這麼做是想將企業經營的權利進一步下放,將一部分權利交給董事會去執行,這其中也包括在公司中選拔任用和監督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權利。為了在放權之後形成必要的制衡監督機制,避免出現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國資委正在積極為這些國企尋找外部董事。
長春旭陽工業集團是一家國有控股企業,公司副總裁劉革認為,國企改革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權利下放的過程。建立健全的監督制衡機制,可以避免國企管理層在擁有這些權限之後,出現重大的投資、管理等方面的失誤。
實行規范的董事會制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國企高管的薪酬將逐步實現市場化定價,企業高管不必擔心自己拿多了受指責,或者拿的報酬少了,心理不平衡,未來國企的薪酬體系將可能向外企、私企靠攏。
當然,獲得更多權利的同時,國企老總也承擔更多的責任,問責制的鞭子就已經懸在國企老總的頭上,國企的領導們只有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國資委,既采取市場化的手段來經營公司,又加強和國資委的溝通,比以前更能夠游說國資委,纔有可能立於不敗之地。
問責的效力有多大
『去年一年央企流失資產達到了3500多億元,每個中國居民就為此要承擔200多元的損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表示。
據《資本市場》報道,在2005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獲得最多民意支持的就是對國企老總的問責制,追究其投資失誤的責任,杜絕巨額國有資產的流失與『蒸發』,要讓國企老總為自己的過失與決策錯誤付出代價。國企改革20多年產生了數以千億計的呆賬、壞賬。從來就沒有人為國有企業的投資失敗承擔過任何責任,以至於決策者充其量只是易地做官而已,連最起碼的降職處分都沒有;而多年來國有企業的巨額資產虧損,仍然需要以國民納稅所得的公共財政資金來彌補。
『問責制』雖然已經開始實施,但雷聲大雨點小。有學者認為,還應該進一步完善制度建設,使之保證『問責制』的運行,譬如激勵制度、誡勉制度、考核機制……強化董事會與經營層的信托責任,提高企業運作的透明程度。不過,一名學者尖銳地指出:『「問責制」最有可能產生的弊端,仍然還是「摘了烏紗,逃了刑罰」』。
國企虧損或倒閉,國企老總難逃其咎,即將出臺的處罰細則如何落實問責制的本意,還有待實證。
國企老總不好混
對於央企,在積極建立規范的董事會制度的同時,李榮融去年11月7日在中央企業不良資產責任認定和處理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指出:『國資委正在組織力量研究制定《中央企業資產損失責任追究制度》,並抓緊修改完善,力爭盡早出臺實施。』
這也就意味著央企也不可能再想辦法逃廢債務,如果把銀行貸款轉化為不良資產,相應企業領導也會被追究責任。同時,國資委也正加快在央企中建立約束與激勵機制,說白了就是要解決好三個問題,即做好怎麼獎勵、做不好怎麼走人、做錯了如何懲罰的問題。
憑借手中的權力以及國企改革的巨大漏洞迅速暴富是某些國企老總以改制之名中飽私囊慣用的不二法門,隨著把國企變私企的路愈審愈嚴,要麼踏踏實實盡快轉變成職業經理人的角色,要麼就走人,混下去將不是那麼容易了。
實際上,國企老總只要在其任期內沒有明顯的經濟犯罪事實,即可很體面地換崗。決策失誤也好,經營管理不善也罷,都不會因此而蒙羞,換崗到政府部門就可以蒙混過關——這已經成了所有國企『虧損老總』的潛規則,而其他問題就更別提了。2004年4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馬富纔因其任職期間的特大井噴事故而引咎辭職,倒是讓媒體大感驚訝:『馬富纔遭遇「問責制」』;而有學者認為,國企老總更要勇於承擔社會責任,而不是一走了之。
新國企的崛起與突破
盡管政府官員可能仍有報喜不報懮的頑疾,國有企業的窘境也可能依然有每況愈下的趨向,但人們或許還可以從其中看見些許希望的曙光。——那就是一個『新國企群落』的悄然崛起。
新國企儼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區別於以往的國企,自己主動出擊市場,尋找機會,整合外部資源,不像老國企那樣總是寄希望於政府,要求政策扶持,甚至行政保護;新國企已經適應了市場化的生存,甚至國際化的競爭,而老國企仍然苟活於政府的政策乾預與資源壟斷;新國企在公司結構、產業鏈條、融資渠道、跨國戰略、企業形象等方面已經具備了現代企業的共性,而且,其中那些明星級的企業領袖及其管理團隊已經迥然有別於老國企,除了保留的國有控股權不變(產權多元化)以外,它們和任何民營、跨國公司沒有什麼兩樣,成了國有企業中蛻變而出的一支嶄新力量,新型國企、大型民企與跨國公司幾可三足鼎立於當下的時代,有助於中國舊有經濟結構的裂變與轉化。
新國企已經引進了外部戰略投資者(無論民資還是外資),新國企與民企以及跨國公司之間的產權轉讓、股份私募以公開的招標、競價引入了可堪制衡的中小股東,並在戰略決策、選拔任命、監督管理、財務審計等方面以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的意志為依歸,撥正了董事長或總經理一人說了算的局面。
毋庸置疑,在聘用制、問責制和薪酬市場化等幾個方面國企老總正面臨著新的挑戰,但新國企的崛起也成就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擁有不錯的口碑,其中的翹楚也已經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企業家。有所作為的國企老總能夠善用政府資源,並在政策的扶持下積極與境內外資本市場以及跨國公司握手結盟,以『拿來主義』姿態汲取跨國公司的治理經驗,在資本融資與投資上運籌帷幄,而且敢與跨國公司決勝於境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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