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傍晚,上海有雨。
辦公室窗外,陸家嘴的霓虹燈光,也時而淋漓,時而溫潤。窗內,一紙巴掌大的“遷滬落戶確認單”安靜地躺在辦公桌上,“上海人事局”的紅章,蓋得潦草而淺淡,像一隻模糊的眼睛。寥寥三四行鉛字公事公辦地寫着:
因工作需要,同意×××壹人(身份證號×××)從北京市遷入本市落戶。
女兒的準遷證也在旁邊擱着,不同的只是,“工作需要”變成了“隨遷”二字。
就真的要成爲上海人了?
想起我的家族和上海的百年糾葛,想起客居上海卻堅持不遷戶口這十年以來的種種不便,想起當年從復旦畢業一門心思對京城的嚮往,想起上海同事的恭喜和北京朋友的嘲謔……
一時間百感交集。
命中註定,我是一個飄泊的遊子。生在哈爾濱,長於瀋陽,就學在上海,工作在北京,四座城市見證着我的幼年、童年、少年與青年時代。沒有想到的是,人到中年,我卻終是落戶上海,這算是一種葉落歸根嗎?
上海於我,曾是個極遙遠的仙鄉。
小時候,喜歡收集糖紙。把五顏六色的玻璃糖紙用手指細細地熨平,平到什麼程度呢?攤在手心裏都會被手心那點熱氣薰得邊角微微卷起,就像是托起一縷清風、一片月光、一種涼而甜的感覺。
上海,那時對我而言,就是一張光滑而華麗的大糖紙。我所有的幻想和慾望,都被包裹在這張糖紙裏蠢蠢欲動。在一個感情和物質生活都極爲粗礪的年代,一個北方小女孩的幻想,有時候不得不被壓縮成一塊糖果。而我記憶中的上海人,就是糖紙上的小人兒,平平地貼在我的心房裏,遇到潮溼而溫暖的天氣,他們就會微微卷曲成一個個立體而鮮活的生命。
攢糖紙的樂趣,恐怕就在於讓齒頰間的甜味,在心裏留得更久些。可憐的是,糖紙太少了,且多是很粗糙的油紙包的那種一分錢兩塊的果糖,油紙用手指一搓就破,褶皺也熨不平,只能濫竽充數。
於是,我在小朋友中的“聲望”便出來了。
瘦小的我,在跳皮筋、跳方格、扔沙包一類的遊戲中,總是最笨拙的一個,但是,糖紙卻是數我攢得最多,也最漂亮。巴掌大的玻璃糖紙上印着小動物、花草、小房子等等,色彩鮮亮而甜美,迥然不同於比比皆是的、印有最高指示的其他印刷品。我每每小心翼翼地打開那本收藏糖紙的《聯共(布)黨史》,展覽給小朋友看,心裏就興奮得“撲撲”直跳,得意非凡。
這得意其實全然是上海帶給我的。
我的前生,大約和上海簽過一份神祕的契約。那契約就一直釘在我的腳心,讓我總是身不由己地朝它走去。
我的父母祖籍都是江蘇南通。父親生於上海,長於上海,母親生於江蘇,長於上海,他們都是青年時代參軍離開上海,又在“文革”中轉業到了陌生的東北城市瀋陽。而我的爺爺、奶奶則至死未離開上海,我父親的七個弟妹也一直生活在上海。我們家和上海的淵源深不可測。
“文革”開始時,我三歲,被火爆的抄家場面嚇出一場高燒,這使媽媽下決心讓我們姐妹到上海暫避一時,逃過武鬥,也爲了不使爸爸挨鬥、捱打的情形再刺激我們。這樣,我在上海的幼兒園呆了一年有零。瀋陽的武鬥稍稍平息後,我和姐姐回到東北,但仍時不時地從偶爾來瀋陽出差的叔叔和姑姑那裏,得到上海的童裝和上海的糖果,更時不時地以差不多每年一次的頻率,去上海度寒假或暑假。
於是,我在蒐集糖紙時穩操勝券,還總穿些來自上海的“奇裝異服”,由此被周圍的小朋友視爲“小上海人”。在他們眼裏,我這個“小上海”有許多和他們不一樣的地方——不吃饅頭而吃米飯,吃被東北人視爲“細糧”的小米時,居然還會嗆嗓子;吃飯時不說“夾菜”說“搛菜”;洗澡時不說“搓泥”說“搓老肯”……。
事實上,當時的上海已經是“扶不起來的阿斗”,多少上海的奇蹟與上海人的驕傲已黯然失色,只有在我這個對香噴噴的上海真正是淺嘗輒止的“小鄉下人”眼裏,才那麼亮眼誘人。
還是“小把戲”時,每每牽着媽媽的手,趕去上海的火車,一進站臺,看到那鐵青着臉靜靜地等着我的長龍,想到它後天就能將我載到上海,我的心就狂跳不已,連小身體都止不住微微顫抖起來。每一次都如此,我無法逃離自己的顫抖。我總是裝作不經意地把手從媽媽手中抽出來,怕被她感覺到我的顫抖。我無法向她解釋我的激動,連我自己都感到自己的可笑——有什麼可以激動的呢?不就是去個上海嗎?
在我眼裏,火車永遠是和上海聯在一起的。在二十歲以前,我不曾搭火車去過別的任何地方。以至於後來走南闖北之後,不管去哪兒,還是一進站臺就本能地想到上海,眼前一片迷離,出現的總是上海雨中的南京西路,溼漉漉的霓虹燈光蜜似地流進眼簾,粘住我的睫毛。
閃閃發亮的上海,讓我感到異樣和神祕,充滿一種說不清的誘惑,引誘你走向甜蜜的深淵。爲什麼想到上海便有一種犯罪感,完全與我童年的時代背景有關。在紅彤彤的文革年代,卻一直遙想上海的“光明”牌紫雪糕、“大白兔”奶糖、“凱歌”(現在又叫“凱司令”了)的裱花奶油蛋糕時,當然免不了會自慚形穢。
那時候,我自以爲很明白爲什麼好八連要花那麼大的力氣去抵禦南京路上的香風毒霧,天吶,實在太“香”了——我家的祖居,在貼近南京西路的茂名北路石庫門中,幾乎一拐彎就到了向陽兒童商店,再往西走幾步是凱歌西點店。穿過馬路便是擁有無數“香”東西的上海食品商店。往東呢,走不多遠就可以拐進“王家沙”,那裏的蝦肉餛飩鮮得讓你咬舌頭。就是不出門,那些挑着擔躉進弄堂裏的攤頭上的小餛飩、油墩子、炸臭豆腐,或是包着熱騰騰的油條的粢飯糰,黃焦焦、甜沙沙的“老虎腳爪”,甚至隔壁“胭脂店”裏更不起眼的鹽金棗、話梅、拷扁橄欖,也是東北小朋友做夢也想像不出來的天上美味呵!
記得在我和小朋友上學的路上,關於上海的奶油蛋糕,曾經是一個持續了很久的話題。無論我怎樣費力地形容,小朋友們還是無法想像裱花奶油的模樣和滋味。“像肥皂泡沫?那有什麼好吃?”“像堆起來的雲彩?像剛下到地上的雪?很涼嗎?”“像棉花?那怎麼會含進嘴裏就化了?”……
上海在我心中的地位,如同現在被許多國人神化了的美國。而我每一次去上海的激動,也就遠比現在出國時更爲強烈。
現在可以坦然承認了,兒時對上海的狂熱,全然是由於美食的誘惑。
我一直到很久以後,還偏執地認爲,上海人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在全國困窘的年代裏,上海人也沒吃過苦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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