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有關部門調查表明，不僅城市底層羣體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難度加大，其子女通過教育、就業等正常渠道進入更高層次，比如公務員、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父母職業、家庭收入、家庭社會關係等因素對個人發展的影響明顯增強。
2005年國慶節過後，小陳到成都某著名電器公司應聘，與十多個人競爭1個文祕職位。考官要求現場製作一個文件，別人花了30分鐘，小陳只花了10分鐘，其他項目的考試也排名第一。考官對她十分滿意，明確地對小陳說：“我們就選你了……”當時她簡直欣喜若狂。但僅僅過了幾天，那位考官就無奈地告訴小陳，公司一位經理的親戚看中了這個職位，所以無法接納她。小陳感覺整個世界都崩潰了，僅僅因爲沒有關係、沒有背景，她的希望轉眼就變成了絕望，這太不公平了！
據成都市有關部門最新調查，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佔2.8%，父母是“普通職工”的佔26%，而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在目前的公務員隊伍中，希望子女“當公務員”的高達28%，希望子女“當普通職工”的僅1.5%，希望子女“當進城務工人員”的爲零。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胡光偉認爲，當前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際繼承效應”增強的重要因素。2004年成都、重慶、西安城市居民的教育費用支出都增長了20%以上，遠遠高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的增幅。據成都城市調查隊調查，教育支出已經佔低保家庭消費支出的19%，僅次於食品支出。有40%的低保對象認爲當前生活最大的困難是“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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