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已經年邁，但你絲毫看不出這是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冬日下午的陽光，帶些慵懶地照在位於香港北角的這間偌大的辦公室裡。窗外，維多利亞灣湛藍的海水一如數十年前，一個叫查良鏞的年輕人初來香港的日子。
那時候他25歲。身無分文。後來他改名金庸,成了著名報人,成了一代武俠小說的宗師，成了『千古以來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他見證過香港文化從起步到繁盛的各個階段並參與其中，培育和積蓄了大量人纔。他是一個報人，也是著名影評人，甚至還是導演，到最後，還提出了香港回歸後基本法起草的『主流方案』，確立了目前香港政體的基本框架。
他總是在創造新聞和被新聞追逐。與內地高官過往甚密，屢次受國家最高領導人接見。去年的浙大博導資格事件,剛剛平息,他又宣布以八十高齡，去劍橋大學讀歷史，做一個老學生；在全世界瘋狂改編他的著作搬上電視熒屏的時候，他也不甘寂寞，一直在修改自己筆下那些已經成為經典的人物形象的命運。
他命運多舛，婚姻坎坷。先後有三次婚姻，幾個孩子,似乎都在他光輝的陰影下生活。他也曾失去過一個成年的孩子，至今，仍然沒有人敢問他這個問題。他不甘寂寞的晚年生活,缺少了兒女陪伴,在香港、澳洲和英國劍橋,幾近寂寞地度過。
他的作品已經印刷過上億冊，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必有金庸流傳。
但我絲毫不能把想象中那個有無數傳奇的近乎英雄的人物和面前這個老人聯系起來。他應該不像喬峰也像郭靖，至少該像段譽。當他從辦公室的一角走過來歡迎我們的時候，我顯然是失望著並好奇著，這個笑起來像孩子一樣的老人,說話平淡，簡單，究竟有什麼樣的能量能夠影響到這世界上近乎一半的華人？
像傳說中那樣，他是一個溫和而細致的人，儀容整潔，帶著金絲邊眼鏡，風度和藹。拍照時，他微微有些羞澀和緊張。手裡拿著一張從雜志上取下來的塑料封套，卷成細長的棍，不停的玩弄。我的鏡頭一直在躲避那閃爍的光點，看到他略帶靦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舉止，在這數百平米環繞書架和海景的大辦公室內,格外顯得孤單。
他的門口,那幅對聯依舊：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他的背後，滿滿三個通壁書架裡,擺滿了各式版本的他的書。他似乎不能對應到其中任何一個人物，但這些人物無一不是出自他的筆下——金庸，到底是一個俠客,還是他自己所稱的庸人？
我對唐代有新的見解
記者：您在劍橋的生活如何，現在主要是在攻讀學位嗎？
金庸：在劍橋,每天讀書4到5個鍾頭。現在不用工作了，讀書是很大的享受。以前辦報很辛苦,每天要寫一篇社評，寫一篇小說，要看新聞，還要給記者布置任務，教記者如何去采訪,怎麼做新聞。
現在我在劍橋念歷史。一星期念兩次，我去學校一次,老師來我家一次，一次2個鍾頭。外國大學跟中國不大一樣，單獨一個人教學。每次五六個碩士和博士一起讀，老師找了很復雜的古書來讀。除了讀書外，我在牛津大學還有一個工作,那裡有一個漢學研究所，我是高級研究員。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進的劍橋，是通過考試進去的嗎？
金庸：不是。2004年,他們給我一個榮譽文學博士。我沒有大學和碩士學位，進入牛津、劍橋很難,即便英國人也很不容易進去。我大學沒有畢業，曾經在上海念書，但沒有拿到學位就離開了。當時上海快解放了，一打仗什麼畢業考試都沒有了。我沒有大學文憑和碩士學位，他們要我重新念碩士學位，再念博士學位。
記者：您讀的博士具體研究什麼？
金庸：是關於唐朝的，但現在我不能宣布，內容也不能講。一講出去，別人拿去發表了，我就糟糕了；學位也拿不到，念書也評不上去了。
記者：以前您的小說中較多涉及宋、明、清的歷史，現在做研究為什麼選擇唐朝？
金庸：因為我有新的見解，別人沒有寫過，我可以寫。我寫宋朝和大理,看了很多書，也容易寫，但有人說那個課題別人研究過了，就不能寫。研究宋朝的人,沒有新的見解就不能寫。
記者：您有沒有考慮出一本自己的史學專著？
金庸：中國歷史很難研究，我自己有一個觀點，等這個觀點研究透徹了再說。這個觀點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因為民族融合，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是因為階級斗爭，所以我要寫得很理智，具有說服力，這本書很難寫。我還沒有開始，但我知道一寫出來就會被人家罵。
記者：聽說您已經辭去了浙江大學的博導職務？
金庸：是的，已經辭去了，學校方面也同意了，但仍然保留了教授資格,說歡迎我養好病之後再回去。薪水沒有了，而且我還有10萬多元的薪水沒有領，成立了一個金庸基金會,大陸有些學生很苦，交不起學費，這是為他們成立的。
辦報紙很難,做學問更難
記者：您覺得《明報》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現在還看嗎？
金庸：《明報》可能是我一生的轉折點之一。現在我研究歷史，把《明報》賣掉後，我就開始做學問了。現在我基本上不看了，《明報》辦得沒有趣味。我看《苹果日報》，雖然它辦得也不好，但是它消息很多，真的假的都有。
記者：現在在香港辦報和以前有什麼不同？
金庸：以前我們辦《明報》，出了問題，政府馬上要處罰5000港幣，還要坐牢。所以報館會花200塊錢請一些人,專門替報社坐牢。那時候我們的言論不會像現在這麼隨便，無責任感，但批評政府是可以的。
記者：您和《大公報》也發生過論戰吧？似乎是《明報》命運的一大轉折？
金庸：是。當時《明報》剛創辦，《大公報》是有歷史的大報。他們跟我論戰，就好象在替我作宣傳。後來陳毅出來乾預，廖承志也出來乾預,讓他們不要再圍攻了。
記者：您當時寫的社論很精彩，是不停修改後的結果嗎？
金庸：經常改。我旁邊站著排字工人，我還在改。他就說『查先生，無須再改了，得了，要拿去排字了。』整個報館在等我的這篇文章。我寫文章很慢，要寫一個鍾頭，主要是想的時間比較多。倪匡寫得快得不得了，我說：你這樣快的文章寫不好。
記者：您一直希望自己是個什麼樣的新聞人？
金庸：事實是神聖的，評論是完全自由的，你喜歡發表什麼意見都可以，但不能歪曲事實，這很重要，我欣賞這兩句話，就是『事實不可歪曲，評論大可自由。』
記者：很多人覺得您是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報人,稱您是為民請命,你怎麼看？
金庸：這也不敢當，我總覺得老老實實，事實求是，講話不大有什麼畏懼，不為自己利益打算,該講的就講了。
記者：您辦報時的用人之道是什麼？
金庸：大家的思想差不多，願意跟我一起搞，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別人高。可能是因為和我一起工作比較愉快，我對人家客客氣氣，沒有老板架子，不會罵人家，當別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環境比較好。
記者：您現在是武俠小說家、著名報人、歷史學家,哪一個更合您的意思？
金庸：武俠小說家當然是最成功啦。辦報紙很困難,做學問更難了。我學問未必能做得好。現在年紀大了，精力不怎麼好了。
修改作品，與老友閑話
記者：聽說在您最新的修訂版本中，您把降龍18掌改成了28掌，但是在《射雕》中郭靖仍然使的是18掌？
金庸：那你就買本新的來看看。《射雕》沒有修改，但《天龍八部》有。因為喬峰後來自殺了，沒有把這28掌全部傳下去。
記者：聽說因為這次《鹿鼎記》的結局改動比較大,倪匡和嚴家炎都勸過您？
金庸：不改了，結局不會變。他們勸的，我都不聽,全部不聽。人家來勸我，我說你羅哩羅嗦乾什麼？各人寫各人的，你寫你的小說，我寫我的。你來影響我，永遠沒有用。
記者：那到底《鹿鼎記》的結局有沒有改變？
金庸：沒有改變。我主要是文字的修飾改了很多。本來說是讓韋小寶出家的，因為他有幾個老婆，對現代年輕人影響不好。但現在主要是在改文字，以前文字寫得不好。文章放在那裡要仔細地看，文章要改得越多越好。人家問魯迅先生：文章怎麼寫法？他說,你把多餘的字刪掉就好了。所以我現在修改後，篇幅少了很多。
記者：您為什麼不停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呢，其實他們已經成為一些被大眾認可的經典形象了，這樣做是不是會傷害讀者的感情？
金庸：其實年輕時寫文章，那時候比較匆忙,有很多人物當時是不滿意的，但沒有時間修改。現在有時間了，回頭想想有很多可以再好一點的地方,所以就想讓它更好一點。
記者：很多人都會吃驚，像您這樣一個溫文而雅的人,怎麼會寫出這樣奇情的俠客作品？
金庸：可能是補償吧。我自己不會喝酒，但小說裡寫很多人酒量都好得不得了。可能就是潛意識的補償心理吧。我自己不會武功，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情，就在創作的幻想中發泄、補救。
記者：您現在的生活,除了完成學業之外，還有哪些愛好？生意還做嗎？
金庸：早就不做了，現在只剩下這家出版社，其實是虧本的，有一間office，你們來訪問，見見朋友,沒有什麼業務，我也不大來。
記者：您跟老朋友來往很多嗎？在一起主要談些什麼？
金庸：跟蔡瀾、倪匡他們還是經常來往的，但沒有太多共同話語了，他們主要在談辦報，我沒有多大興趣。對電影我現在也沒有太大興趣,大家就風花雪月閑講講，談談老朋友的狀況什麼的。跟蔡瀾也不能談吃的，他愛吃的我都不愛吃，我是上海路子,淮陽菜，川菜也愛吃。
記者：平時晚上幾點睡覺？
金庸：晚上看看電視、看看電影或者讀書，隨便看看，到12點睡覺。好萊塢電影、中國電影我都看。
記者：最近張藝謀的《千裡走單騎》和陳凱歌的《無極》看過嗎？
金庸：《千裡走單騎》我沒有看過，《英雄》我看過一點。大家批評說：不好。我也覺得不好。張藝謀的歷史觀和我完全不同。他不是歷史學家。他說秦始皇很好，跟我的觀念完全相反,所以我不同意。陳凱歌最近的《無極》聽說也是一塌糊涂，人家批評說不值得看，我覺得花兩個鍾頭沒意思，我沒去看。
一千個人，一千個金庸
他的最大問題是不肯謝幕
◎傅國湧(自由撰稿人)
他的武俠小說大致上都發表於上世紀70年代以前,現在他人還活著,作為作者，他要改動自己的作品，別人也沒有辦法。其實作品一旦發表，就屬於公眾，人物、情節等基本上都已經定型了。我無法猜測金先生的動機，其實在我看來武俠小說本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當年我寫《金庸傳》主要是因為他創辦《明報》，他曾是一個了不起的報人，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武俠小說家。
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再高也高不過鴛鴦蝴蝶派，這些小說最初都是以報紙連載的形式出現，一期一期寫出來，是市民社會的一種文化消費方式。現在小說過去這麼多年了，再改來改去，我個人覺得意義不大。何況武俠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以說已經結束了。廣州和花城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據說遠沒有三聯版賣得好，現在孩子都在看魔幻小說,閱讀趣味已經變化了。
他的最大問題是不肯謝幕。他已經有名、有利，武俠小說歷史已經確定了他的地位，他也是香港排名億萬富豪榜上的人物了，還要什麼呢？他晚年這二、三十年把早年的一些聲名慢慢毀了，到80年代為止，或許歷史給他的評價更多是正面的。現在改小說,更多是畫蛇添足，這就像李白再生，把自己的詩句『白發三千丈』改成『五千丈』有什麼意義嗎？或者像曹雪芹活過來,讓寶黛結婚，以喜劇收場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任何一個作品都是不完美的，但它已經成為歷史了。
他有一種健康的游戲心態，並沒有自我作古
◎鄢烈山(評論家)
作為一個『新武俠小說』的局外人，我覺得他改編不改編都無所謂。我很少讀他的小說，以前偶爾翻了下,沒有讀完過。我覺得，作為一個有名聲有地位、智商頗高的人,他三次改編自己的小說，不僅是他的權利，也必有他要改的理由：或者想改得更貼近時代潮流，比如讓韋小寶的老婆少一些,乃至讓他厭倦了俗世的追逐而出家；也可能是出於對讀書市場的考慮；更可能是為了讓自己的東西更『經典』。
我覺得他怎麼改都有利於他健腦健身呀，表明他有一種健康的游戲心態，並沒有自我作古，把自己的東西看成不能易一字的聖經。倒是那些『金迷』把金庸小說比金庸本人還看得神聖！好笑。我相信他沒有老糊涂，倒是很理性，比如80多歲了還要去英國劍橋讀書，都是有自信的理性的表現。
他還是想當一個歷史學家
◎董健(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
去年『浙大事件』，我們這些學者批評他，主要是指他不想當武俠小說家或文學學科博導，而硬要當歷史學博士生導師，這是『錯位』。誰也沒有說他是一位不好的武俠小說家，也沒有批評他的小說哪些地方有違歷史事實。
我覺得他現在改寫自己的小說,想使其中一些情節盡量符合歷史事實，可能是他想當歷史學家心情的表現。前年我見到他時，他不希望別人稱呼他為一個小說家，而是要別人稱他為歷史學者，他強調自己學者的身份。他80多歲跑到英國去拿歷史學博士，也很好玩，這些可能都是他的心態反映。在浙江大學，他當歷史學博士生導師，遭到學者的非議，歷史系事實上也不接受他，這些可能對他都有影響。還有,他自己說要寫第一本白話中國通史，其實范文瀾、郭沫若早就寫過了。他要寫出新意也不容易，這與寫小說的路子是不同的。
他的武俠小說其中的細節無論怎麼改也無關大局。影響已經客觀存在，學術界對他的小說已有定評，無論怎麼改，也改變不了已經形成的影響。
我主張不必改，一些破綻可以修補
◎嚴家炎(北京大學教授、金學專家)
談到一些情節的補充,如黃藥師愛上梅超風，其實在以前的小說中就有一些鋪墊了，只是沒有充分展開。至於袁承志繼承父親的大業，也是他對人物的理解在變化，身上『武』的東西少了，『俠』更多一些了。我也聽到一些朋友講述他的《鹿鼎記》結局，韋小寶最後被7個太太都拋棄了。我主張不必改，一些破綻可以修補。比如人物年齡有些錯誤啊,他人是認真了一點。
韋小寶是他14部小說中最深刻的人物
◎萬潤龍(《金庸茶館》主編)
金庸先生改編小說,可能是他3次修訂小說中最強勁的。1998年,新聞出版署就有統計,全球有3億金庸迷。金先生每天都收到很多金庸迷的信。很多讀者來信指出哪些不好，哪些地方有錯。一些讀者甚至要求他不允許他再修改以前的作品。前年，查先生來杭州請《金庸茶館》的編輯吃飯，我們一個年輕編輯指出新修版《碧血劍》大概有100到200處和原來不同，他和查先生進行理論，查先生聽了很開心。
查先生自己很重視讀者意見,在改編過程中，也很難以割捨。他事前還專門請教過很多專家,如嚴家炎、孔慶東、陳墨等等。在改編中，他自己認知也有很大變化。我曾經跟他討論過，他自己也說過，韋小寶是他14部小說中最深刻的人物、《鹿鼎記》是他小說中最出色的。在我看來，韋小寶是一個可以跟魯迅的阿Q媲美的人物，他具有中國國民的雙重性，是他所有小說中唯一具有社會意義、歷史意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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