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永圖最近受到抨擊，有人將其與李鴻章相提並論，並且是在傳統的否定意義上。其實，無論從哪個層面上說，龍永圖與李鴻章都不能相提並論。時勢不同，地位不同，立場、觀點、價值觀皆有不同。
龍氏的主要功績是參加世貿談判。15年的談判，龍氏親歷三分之二，中國走入世界經濟大家庭，龍氏功莫大焉。而李鴻章作爲大清王朝的一面精神旗幟，幾乎以一人之力帶動了近代中國的洋務運動，使中國走出了自上而下的整體轉型第一步。洋務派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都與李鴻章有關。
對龍氏的懷疑緣於經濟開放所帶來的利益衝撞。當一些失去保護的行業直接與外資對壘，物流、紡織等行業中的本土企業開始抗議開放過度。這一爭論隨着開放的深入蔓延到金融、保險等行業。今年8月，龍氏提出中國汽車產業“不要爲了自主品牌而自主品牌”，爭論變得尖銳，“賣國”之說由此而起。
雖然龍永圖一再強調自己的意思遭人曲解，爭論毫無價值，並在多個論壇上重溫當初保護汽車行業談判的艱辛，說“我們的談判班子在汽車的產業問題上問心無愧”。他甚至舉出中國開放市場所換取的技術數據，來證明質疑者所言過枉。但這一切都沒能擋住質疑的聲浪，這股質疑來勢兇猛，上到何光遠等政府人士，下到普通民衆，一股醞釀已久的情緒找到了宣泄口。
同被質疑，遭際不同。龍氏今日所處的地位與李鴻章當年已有本質區別。當李鴻章不得不一次次作爲清政府的全權代表四處談判時，手上沒有任何籌碼，臨終前一個小時，俄國公使還站在他的牀頭，逼迫他在俄佔中國東北的條約上簽字。而每次談判完畢之後，都有人聲稱要“食其肉寢其皮”，以雪“心頭奇恥大辱”。李鴻章因此脫離體制，孤懸於上，成爲一個道德反面人物。
而龍氏並非孤軍奮戰，他不僅在國際舞臺上獲得了廣闊的發言空間，更獲得了一批人的同情與認可。正因爲如此，中國的開放才能“亦無風雨亦無晴”地堅持至今。這也說明，龍氏的談判，代表了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主動選擇，而不是打進來之後的被動應對。
從對開放的態度上，龍氏與李氏似乎也比較相似。龍氏認爲，最大的保護就是開放。溫室裏培養不出真正的企業和企業家，政府也製造不出來，它們只能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按照國際規則在市場搏擊中歷練而成。要扭轉由發達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局面，中國只有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從被動變爲主動，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到主導這一次的經濟全球化。不僅如此，龍氏更進一步認爲，“任何一個企業，無論他是內資還是外資，都是中國的龍頭企業，一個到中國進行投資的外資企業不管是獨資還是合資，只要他是中國的企業法人，只要他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法規，只要他爲我們中國的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只要他爲我們中國的政府繳稅，他就是本土企業”。
當李氏老年周遊歐美各國時，面對美國記者關於“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出路”的提問，他的回答是：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有機地結合起來，纔會產生財富。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自主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
表面看來，雙方在開放方面並無差異，但其實差異很大，或者說實質差異大於表面相似。前者是主動出擊、席捲天下式的，後者則是被迫開門、內斂式的：龍氏的觀點顯然是建立在對世界經濟更深刻了解的基礎上的平等交流，而後者顯然代表了一種封閉已久的大國被動吸納之下的心態。
其實，後人最應該從李氏身上吸取的教訓恐怕是，由於對民資的深刻歧視，李鴻章拒絕了民資開設輪船公司、紡織公司、煤礦的諸多請求，自以爲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是振興經濟的妙法，既可以舉國之力與外資抗爭，也可消除官商對立之間的利益矛盾。殊不知事與願違，民企難興，國家基石不穩。
不過，要吸取這一教訓的，恐怕不只是龍氏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