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12月5日《北京現代商報》報道，香港學者郎鹹平在某典禮上又講了這樣幾個觀點(大意)：醫療市場化導致醫生看錢不看病，窮人看不起病；大學教改的結果就是讓農村子弟上不了大學，農村子弟通過教育考到一流的學府，這是他們脫貧致富的惟一機會，可最後這麼一點機會都會被毫無理由地剝奪；地方政府將效益不好的企業私有化，其結果往往是“改革利益屬於少數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會負擔。”
郎先生與內地許多學者最大的不同，是他本能地站在人數最多的普通公衆的立場上爲他們的利益代言，這讓我非常敬仰。可這則消息同時又讓我產生這樣一個強烈的感受：郎先生所講的觀點並不新鮮，不但不是高深的理論結晶，而且是內地一般公衆在非正式私人場合講濫了的話題，即使在五年前，有過治大病經歷的人和供養過大學生的家長，大都具有他這種看法，尤其是關於國企改革的結果這一句，我在十年前就從許多下崗職工的口裏聽到了，許多時評作者更是無數次重複過這種觀點，只是他們沒有產生過像郎先生這樣的轟動效應、沒有引發既得利益羣體和有關決策機構的強烈關注而已。
很明顯，內地並不缺乏眼光深邃、思想獨立的觀察家，也不缺少敢於講真話的好公民，即使在下崗工這個羣體裏，都存在着無數個郎鹹平式的人物，更不要說專家學者了，但我們卻缺少能夠製造巨大效應的郎鹹平式的人物。我想，如果我們能搞清楚其中的原因，能夠徹底改變這種奇怪的局面，那麼，內地的教育、衛生、經濟等許多方面的改革進程和成果就會是另一個樣子，家長及學生的聲音就不會被長期忽視，患者及家屬的抱怨就不會被置之不理，下崗工人的權利就不會被少數人踐踏！
據我揣測，內地缺少郎鹹平式人物，首先是因爲普通公衆的意願和聲音難以進入專家學者的大腦，能夠進入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階層的聲音，所以，這些專家學者不可能成爲郎鹹平式人物，更不會像郎鹹平那樣將普通公衆的聲音帶入比較高的輿論平臺，讓真話沿着應有的表達渠道，放在最應該存放的位置，對國家財富、社會資源的政策制定產生應有的影響。其次是郎鹹平和國內的經濟學家身處不同的空間——香港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郎鹹平有權力、有責任和義務對內地的經濟問題“說三道四”，即使在講真話時口無遮攔，也不必顧及被冒犯者的感受。但內地的學者就不可能這樣灑脫了，在強大的潛規則的束縛下，他們的理論不可能走得太“遠”。
總之，郎鹹平的言論告訴我們，內地公衆不缺乏思維能力，不缺乏參與熱情，更不缺乏改革智慧，真正缺乏的是公民意志表達、參與決策的暢通渠道，是與既得利益者博弈中時應有的平等權力。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其捷徑只有一個，那就是更快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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