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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連推出的三張『富豪榜單』——2005胡潤百富榜、福布斯富豪榜和南方周末中國內地人物創富榜,再次將中國富豪們的資產積累路徑引領到社會的聚光燈下,接受公眾的目光與爭議。
在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期,出現了部分有著相似人生軌跡的富豪:他們發家速度極快,壯大歷程隱晦低調,在各個融資機構間復雜『運作』。而在他們逐漸進入公眾視野之後,隨著一些消息曝光,監管力量隨即介入,其中不少或因資金鏈斷裂、或因東窗事發黯然收場。可以說,民企積累財富的路徑是不同的,但是,一些民企『倒下』的路徑,卻有著驚人的相似。
他們倒下之後,人們對其稱謂由『企業家』改口為『資本玩家』。也許是因為完成原始積累時所經歷的融資煎熬,他們後來對資本的渴求與掌控欲望變得超乎尋常,他們的賬面資產也隨著所謂的資本『運作』迅速增加,但是這些卻未必就是他們真實的財富。
顧雛軍滑落軌跡:從原罪到資本渴求欲
在民企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過了頭,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時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資產或者是資金方面的關系,"原罪"屬於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屬於犯罪,灰色則是說不清楚的
人們將民營企業在資本初始階段因為種種市場與政策上的不規范或是不足,采用了一些當時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稱之為所謂的原罪。
中國社科院金融發展研究室主任易憲容向記者表示,一些民營企業之所以能夠短期內擴張與發展,有的確實是在違法違規的基礎上達成的:它們或造假,以欺詐性的方式騙取社會資本;或是通過違規違法的資本運作,套取民眾及銀行資金。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曾表示,在民企發展的過程中,肯定有一些人走過了頭,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甚至是中期的時候,很多民企跟政府有資產或者是資金方面的關系,『原罪』屬於灰色和黑色都有,黑色是屬於犯罪,灰色則是說不清楚的。
不過,易憲容認為,不能因此下定義為『所有的民企都有問題』,但對於那些的確有違法違規行為的企業,不管是誰、不管做多大,都應根據法律實事求是處理,差多少補多少,否則有些人可能會依然在投機或是違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說起沿著『原罪』軌跡滑落的顧雛軍,沒人不知道。2001年收購科龍電器可以稱得上他的一個時間節點:之前,是其在海外孤身發家的秘史;之後,是他在廣東、江西、合肥、揚州,采用同樣的手法、翻雲覆雨般復制相同資本故事的速成史。
1994年底,顧雛軍在天津創辦格林柯爾制冷劑(中國)有限公司,此前,他已經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VI)注冊了十餘家以格林柯爾(GreenCool)開頭的公司。
1998年,顧在北京、深圳兩地成立了格林柯爾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次年,又在海南、湖北成立了格林柯爾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這四家格林柯爾公司,最終於2000年被注入在開曼群島注冊的格林柯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並於當年7月在香港創業板上市,籌資5億港元。2001年,格林柯爾科技控股發布的2000年年報,令人驚訝:公司總收入3.64億元人民幣,是1998年收入的3300倍!
隨後,帶著來歷不明的第一桶金,顧在內地展開格林柯爾系的資本故事。當被質疑收購資金來源時,他愛說的話是:『我現在最不缺的就是錢。』江西齊洛瓦,這是家在顧雛軍出事後並沒引起媒體過多關注的冰箱制造企業,但在顧氏資本范本中,它卻具有典型意義:這種意義不僅在於其被顧雛軍在江西模式中所被寄予的角色;它更見證了顧雛軍們是如何用空手掌控國有資產的一套嫻熟手法。
『顧雛軍從來就沒完成對我們的收購,我們的關系頂多稱得上「托管」,目前工廠屬性仍是國有。』在調查中,該廠一位人士向記者披露,『他從沒拿來過真金白銀,也沒對工廠進行革新改造。』
『他卻四處宣揚,收購了我們。』該人士表示,『這對我們整個銷售網絡的正常經營帶來惡劣影響,齊洛瓦在全國市場的維修網點也因此近乎癱瘓。』公開資料顯示,顧雛軍在2002年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吹噓,一旦江西齊洛瓦和吉林吉諾爾冰箱廠全線投產,科龍電器的冰箱年產量將達到500萬臺,這個數字約佔全球電冰箱年產總量的25%。
記者獲悉,當時齊洛瓦的情況是:年產10多萬臺冰箱,雖然資金困難、但沒什麼大窟窿。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顧雛軍在表示收購齊洛瓦的態度上,也是前後反反復復、花招百出。『一開始看了工廠之後,表示要收購,後來又以廠房所在地不符合產業化流程為由表示不收購……但當齊洛瓦著手改制上市時,他又提出重組齊洛瓦。』
『但後一次遭到原來工廠高層反對,他隨後就撇開工廠與地方政府談。』該人士表示。
對於顧雛軍一心要拿下齊洛瓦的原因,另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其中無外乎兩個好處:一是該廠歷史債務少、而土地值錢,另一則是該廠的生產線可以直接注入江西科龍工業園,那也算是實現一部分對當地的投資承諾。
按照顧雛軍拿下江西工業園區2378畝土地時曾向當地的許諾:科龍工業園於2003年建成投產,當年生產空調150萬臺,銷售收入42億元;2004年生產空調160萬臺,銷售收入44.8億元;至2009年,年產空調300萬臺,銷售收入84億元。此外,顧還許諾為當地提供1萬個就業機會,這一度號稱江西省引進的最大外商投資項目。
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對顧雛軍來說,如果在完成收購後將齊洛瓦的生產線注入江西科龍工業園,壓根連搬動生產線的勁都不用費,因為該廠幾乎就在江西格林柯爾隔壁,5分鍾的路程。但對於顧遲遲不拿出錢未完成收購,記者了解的原因是:顧雛軍要『先處理好齊洛瓦的債務問題』。
不過,盡管顧雛軍沒掏出一分錢,他還是有『能耐』改了齊洛瓦的工裝與模具,為科龍做代工,這也幾乎是當時顧雛軍在江西惟一的生產活動。但之前的承諾最終沒能兌現。
江西科龍與江西格林柯爾同於2002年6月24日成立。知情人士告訴記者,目前該工業園僅建起了2萬多平米的鋼結構廠房,總成本不過400萬-500萬元。與之形成對比的卻是:自2002年起,江西科龍賬上已有大量銷售貨款收入,這些貨款來自科龍電器在華東地區的分公司。
『顧雛軍其實是把其他地方的銷售單據拉到江西,利用工業園所給予的政策,達到避稅目的。』上述人士稱。
此前媒體獲得的財務數據與工商資料證實了這個說法。2002年,江西科龍對華東六省一市的銷售額達4700餘萬元;2003年,江西科龍主營業務收入達15.7億元,其中對科龍電器華東六省一市各分公司的銷售收入達13億元;2004年,公司主營業務收入進一步增至20.6億元。而自2002年至2004年3年間,江西科龍的『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一欄卻為空白。
顧雛軍的運作中,江西當地政府所給予的優惠政策顯然成為被其利用達到『合理』避稅目的的工具,而江西南昌科龍工業園的2000多畝土地則成為他的一個融資平臺。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以前這類企業對土地的一套融資套路是:先向政府承諾一定的投資,然後低價拿土地,交一部分土地出讓金後,再拿土地去銀行抵押融資。
而據此前媒體披露,2002年6月,格林柯爾籌備組接連走訪了江西省建行、中行、工行和南昌市商業銀行,最終,江西格林柯爾和江西科龍在建行江西省分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開設結算賬戶,建行承諾在協議生效第一年內為江西科龍提供2億—2.5億元貸款;此後,南昌市商業銀行,也向江西科龍授信1.9億元。
隨後,顧雛軍也將其在江西模式搬到合肥、揚州等其他地方,雖然最終表現形式和發展程度不同,但事後人們發現:其套路大多如出一轍。
『顧雛軍企圖心太大,如果他安心做科龍電器產業,也不會落得如今下場。』4年前第一個提出為人民和企業減稅的美籍著名金融專家、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名譽院長汪康懋認為。
江蘇一位知名企業家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看法,『客觀地說,其實顧雛軍有些項目都還不錯,但他就是沒有稱好自己的份量,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而他卻對資本的膨脹欲與控制欲太強。』
民企:做資本家還是企業家?
在中國現階段,企業做實業的根基尚未打穩,過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終發展成大量公司丑聞生成的土壤,並且民企在早期積累階段所曾經經歷的融資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之後產生對資金的強烈渴求欲望
不過,在顧雛軍之前,這樣的人有:唐氏兄弟、周正毅、早些時候的中國二號富豪楊斌……而在他身後,類似的人物還在陸續湧現。『他們願做資本家而不願做企業家的主要原因是,覺得這種模式財富增長得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華民教授向記者表示。『但是,由於這其中有很多人本身就不懂金融,再加上動機不對造成的貪心、資金鏈緊張,這些都是大風險。』
一位曾有過投資金融機構想法的企業家則告訴記者,據其了解這其中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手邊有錢,但找不到更好的項目,就以為金融業是個『避風港』,但到後來通常會發現:這個行業的利潤空間並非是想象中的那回事;二是有目的虛榮心導致,其實壓根沒什麼錢,投資金融是為了給外界一個『有實力』的假象;第三種比較常見,自身資金鏈緊張,為了獲得更多的資金、撬動更多的資本,只有在不同的金融機構間和資本市場上反復『運作』。
『曾有專家問了我兩個問題:你是為了更多融資呢?還是為了獲取更大利潤空間?如果為了得到更多資金,可以投。』上述企業家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做投資決定時的一段經歷。
在中國證監會對顧雛軍做出的八宗罪調查報告中,有一條『詐騙國有土地』罪行,不過,上述業內人士則向記者表示,這其實只是其獲得更多的融資平臺的一個套路而已。『雖然低價土地未來有一定套現空間,但顧雛軍最為看中的卻是以此多了個融資平臺。』該人士稱。
『從民營企業的角度來說,其經歷的歷史背景,使得他們有明顯強於其他所有制形式企業的直接掌控金融資源的衝動,就是希望構築起產業與金融相互支橕的一體化集團。』另一位分析人士向記者表示,『當時西方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其實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不過,這其中有個非常顯著的區別,當時西方國家的產業經濟發展到了極至,已產生了與金融資本融合的需求與基礎,在國際上,金融資本是市場經濟的最高形態。』汪康懋認為,但在中國現階段,企業做實業的根基尚未打穩,過分追逐金融的模式,很容易最終發展成大量公司丑聞生成的土壤,並且民企在早期積累階段所曾經經歷的融資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之後產生對資金的強烈渴求欲望。
華民告訴記者,在日本和德國也曾出現過為『快速圖成』的現象,雖然與中國目前個人行為不同的是,德國與日本是公司與銀行之間,但後來這種模式被證明風險巨大,今天的日本銀行系統已全面垮掉。
而汪康懋則頗為惋惜地向記者舉例,江浙一帶的民營企業做金融或收購上市公司的,都是失敗居多。一旦名聲在外後,這些老板從穩健變為盲目擴張、到處收購公司或『殼』;企業開始進行范圍很廣的多元化投資,這些投資效益都不好,導致現金流十分緊張。出現這些問題後,他們就急著找各種社會渠道融資,利息高達15%,新的金融黑洞也因此不斷出現。
嚴介和:受爭議的無形資產『原罪』?
輿論對其資產身家真偽、太平洋集團的財富路線及其零收購國有企業模式,發出疑問
以125億個人財富排名2005胡潤百富榜第2位的嚴介和,算是時下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一年之內,這位自稱賺取『陽光』利潤的富豪,在胡潤百富榜上的排名從去年的第66位躍昇到了今年的第2位,個人財富從15億元暴漲至125億元。
嚴介和以承包市政工程起家,因大規模收購國有企業成名。他所掌控的太平洋建設集團95%的利潤來自BT工程項目,不過,從2002年至今,嚴介和大量收購與主業毫無關聯的虧損國有企業,陸續收購、托管了31家虧損大中型國企,其擁有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旗下成員企業達115家。
由此,輿論對其資產身家真偽、太平洋集團的財富路線及其零收購國有企業模式,發出疑問。此時,正是太平洋建設集團起家時的前身——當時的鄉鎮集體企業淮安市引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轉變成民營企業的第10個年頭。對其收購中所用資產的價值評估,人們不斷提出疑問。
1995年,代課教師出身的嚴介和通過拍賣將鄉有資產『淮安市引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轉變成民營企業。當年年底,嚴介和以3800萬元的機械設備發票、張萬俊以199.3萬元機械設備發票為出資憑證和7000元現金組建了江蘇太平洋工程有限公司。在嚴介和的機械設備清單中,甚至包括兩輛單價為29.6萬元的桑塔納轎車,該媒體表示,1995年最貴的豪華版桑塔納轎車市價不超過22萬元。
『29.6萬元的價格包括了上牌照等其他雜費,當時桑塔納二代剛上市的價格是要26-27萬。』嚴介和告訴記者。他表示,淮安市引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原是租賃的公司,很多設備是從國外進口,項目結束時就以這些設備發票作為部分出資注冊了太平洋集團。
1996年,嚴介和完成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有限公司的組建。在嚴介和申請成立報告中,集團的核心層公司為江蘇太平洋工程公司(注冊資本4000萬元,法人嚴介和);緊密層公司為江蘇中山路橋工程公司(注冊資本215萬元,法人嚴介清)、江蘇星海構件公司(注冊資本128萬元,法人沙正大)、江蘇奧斯達輕鋼結構公司(注冊資本1215萬元,法人沙浩仁);半緊密層公司為淮安市三堡水泥制品總廠(注冊資本86萬元,法人張萬俊)、淮安市三堡水泥預制品廠(注冊資本32.4萬元,法人陳加圖)、淮安箱紙板廠(注冊資本35.67萬元,法人張曉林)。為了控制這些江蘇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內部的企業,嚴介和再次以機械設備等實物發票作為出資定價憑證,入股餘下的6家企業,參股的比例分別為60%、53.13%、79.2%、18.6%、22.34%、24.3%。
1998年,成立江蘇太平洋工程機械公司,注冊資本421萬元,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以15萬元貨幣資金、406萬元實物資產參股77.25%。
2002年,成立淮陰太平洋工程公司,注冊資本2020萬元,江蘇太平洋工程以1550萬元機器設備、12萬元家具參股。
2002年,成立江蘇太平洋玻璃公司,注冊資本5092.23萬元,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以1916萬元實物資產、2480萬元無形資產參股86.34%。2002年,成立江蘇太平洋酒業公司,注冊資本5065萬元,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以3830萬元的實物資產參股75.62%。2002年,成立江蘇太平洋房地產開發公司,注冊資本2000萬元,江蘇太平洋集團、太平洋工程機械分別以1800萬元的無形資產、200萬元的實物資產參股組建。
2002年,成立江蘇太平洋裝飾設計工程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以300萬元的實物資產參股60%。
在2002年成立的注冊資本5092.23萬元的江蘇太平洋玻璃公司,江蘇太平洋工程集團以2480萬元無形資產參股,比例約達48%;而在同年成立的江蘇太平洋房地產開發公司,注冊資本2000萬元,而無形資產的參股金額為1800萬元,比例高達90%。根據《公司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股東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不得超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20%,國家對采用高新技術成果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對此,嚴介和向記者解釋,上述無形資產是土地,『除了土地之外,太平洋集團從未用過其他無形資產出資。』對於自己財富增速過快所受到質疑,嚴介和向記者表示,原因是胡潤過去把太平洋的資產低估了,並不是一年內財富從15億快速增加到了125億,『胡潤自己也承認。』
在胡潤之後發布的2005福布斯富豪榜上,並沒有嚴介和的名字。對此,福布斯全球上海新聞社社長范魯賢表示,太平洋建設集團比較特殊,福布斯對其財務狀況並
沒有完全了解,包括該集團的資金債務和現金流通都不是很清楚,因此無法判知嚴介和的准確資產。
事實顯示,嚴介和在因胡潤榜而被媒體廣泛關注之前,就已開始遭遇挫折。今年7月,嚴介和托管景德鎮百億國有資產的協議,涉及資產80億元,但一周後江西省國資委介入,協議最終被叫停。巧合的是,那時正是顧雛軍的格林柯爾系危機全面爆發之時,而目前來看,顧雛軍給當地所帶來的傷害也堪稱前所未有。
兩個月後,吉林省也中止了與他的合作;10月下旬,曾誓將出事後的顧雛軍趕出江西景德鎮華意壓縮(000404)的嚴介和,也被通知,太平洋建設與華意壓縮控股股東——華意電器總公司的重組破裂。後來披露的江西省國資委的調查報告認為,景德鎮市與嚴介和這種協議托管國有企業的運作方式,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風險來源於對太平洋建設集團公司的資金和管理能力一無所知。
嚴介和始終聲稱,自己的所有收購與交易『沒有貓膩』。但他所面對的所有問號到底來自何處?是他的行為令人感到無法信任?是他所處的特殊行業在參與國資收購時不夠透明?還是此前相繼倒下的『資本玩家』們所重復的類同故事,開始令地方政府變得尤為謹慎或是過於敏感?或是之前爭論已久的『民企原罪論』,使得輿論對所有民企富豪都有了先入為主的偏見?
萬向的金融情結
早在2001年初,魯冠球為實際控制人的萬向集團就成立了中國萬向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打造萬向金融王國的平臺,在此之前成立的深圳通聯、萬向租賃、萬向期貨和通聯創投逐步收歸萬向控股旗下
與嚴介和遭遇相似,同樣也是因為一份財富榜單,一直被喻為民企『常青樹』的萬向集團魯冠球,因此引來了與以往稍有不同的媒體關注。繼10月12日胡潤百富榜拋出之後,11月3日,內地媒體南方周末在北京推出了以『既富且仁』為評判標准的『2005南方周末中國內地人物創富榜』,共有90名富豪上榜。而在以個人資產、社會責任以及企業文明和公眾形象為評選標准的創富榜上,個人家族財富分別排名2005胡潤百富榜與福布斯富豪榜第7和第12位的魯冠球,卻榜上無名。
1945年出生於普通農家的魯冠球,24歲受寧圍公社領導邀請,出掌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在長達10年之久的時期,作坊式生產犁刀、鐵耙、萬向節、失蠟鑄鋼等五花八門的產品。1979年,魯冠球放棄『多角經營』,集中力量專業化生產汽車萬向節。1983年,魯冠球用自家自留地裡的2萬元苗木做抵押,承包了當時已更名為萬向節廠的蕭山公社寧圍農機修配廠。1988年,魯冠球以1500萬元向寧圍鎮政府買斷了萬向節廠股權。1993年,萬向集團所屬萬向錢潮(000559)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2004年,萬向集團收入超過200億元,伴隨著身邊不少曾在相同年代起家的民企相繼倒掉,魯冠球及其萬向因此被比喻為民企『常青樹』。
在2005胡潤百富榜與福布斯排行榜中,魯冠球家族的資產分別被列為:80億和65.12億元,遠高於創富榜排名第90位人物個人資產5.8億元的數字。
創富榜揭榜當天,主辦方項目總監曹辛向媒體表示,『雖然一些企業家很有名,但如果違背了「創陽光財富、建和諧社會」宗旨的話,也不能上榜。』據了解,『創富榜』的評價體系包括個人財富、社會責任、企業文明、公眾美譽度四項,分別佔不同的權重,主辦方更強調企業在納稅、捐款、提供就業、守法經營等方面的表現。而得到全國工商聯和全國總工會大力支持的這項評選活動還分別推出了『誠信納稅榜』和『慈善捐贈榜』等4個子榜。他進一步向媒體舉例說,浙江一家極有名的企業,經多方調查發現,其歷年累計從銀行借的錢比該企業的資產總和還要多。另外其員工常年加班,去年的加班費企業到現在還沒有支付。這樣的企業家不管多有錢,也不可能上榜,更何況好多企業根本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錢。
對於萬向等是否是由於涉及納稅、捐贈、環保、社會責任等除了資產之外的原因而未能上創富榜,曹辛沒有回答,並表示自己沒有暗指任何企業,『但如果達不到具體指標的企業肯定無法上榜。』對於同樣的問題,萬向方面發言人表示是『魯先生個人的事情,所以沒關注』。他告訴記者,『很簡單,我們自己沒有申報或是回復確認,所以就沒上。』隨後他表示公司不接受電話采訪,請記者發傳真。
不過,比創富榜更引人關注的是:萬向系近年來資本市場上的表現,無不顯示了萬向強烈的金融情結。
早在2001年初,魯冠球為實際控制人的萬向集團就成立了中國萬向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打造萬向金融王國的平臺,在此之前成立的深圳通聯(1995年)、萬向租賃(1996年)、萬向期貨(1999年)和通聯創投(2000年,原萬向創投,2004年更名)逐步收歸萬向控股旗下。2002年,萬向控股、萬向錢潮(000559)和萬向集團分別按40%、30%、30%的比例出資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財務公司——萬向財務,這也是國內獲准成立的第二家民營財務公司。同年,萬向控股出資1.2億元,投資民生人壽保險,持有14.45%的股權,與泛海集團並列為第一大股東。
2003年開始,萬向加大了旗下金融資源的整合力度。同年,受讓浙江省工商信托24.85%的股份,與第一大股東——中國煙草總公司浙江省公司的股份僅相差9.5%,浙江工商信托持有浙江天和證券55.26%的股份,同時還擁有一家證券投資機構——浙江博鴻投資顧問有限公司。2004年,浙江省的首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開業,注冊資本15億元,萬向控股佔總股本10.34%,與浙江省交通投資集團、旅行者汽車集團並列第一大股東。除了投資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上,萬向三農從萬向集團先後受讓『華冠科技』(600371)23.75%和6.2%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從深圳通聯手中受讓了承德露露(000848)26%的股份,為二股東。上海萬向資源受讓中色股份(000758)第一大股東中國有色礦業建設集團有限公司10%的股份,成為其二股東,並且,中色股份還分別持有民生銀行及民生人壽保險3.28%和13.25%的股份。此外,在2003年IPO的航天動力(600343)中,通聯創投佔5.41%的股份;萬向集團為主發起人之一的航民股份(600987)於2004年8月IPO,萬向集團持有21.75%的股份,為第二大股東。加上博鴻投資參股17.9%的西安旅游(000610),以及1993年上市的萬向錢潮(000559),萬向系直接或間接控股、參股的上市公司約有10家。在海外,2001年,通過萬向美國控股萬向霍頓保險,共同出資成立了霍頓保險經紀公司;接著成為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公司第一大股東;2003年,萬向在美國創立了私募投資基金——萬向制造基金。
對於一個從地地道道鄉鎮企業經歷近20年所發展起來的龐大集團,人們或許禁不住要猜想:魯冠球對如此龐大金融體系的駕御能力將最終如何?而此間,坊間也曾傳出萬向之前在境外炒作期貨巨虧的消息。『不可能,沒有這回事。』萬向的上述發言人在電話中向記者予以否認,並建議記者首先去監管部門核實。隨後,他表示電話采訪的話不能引用。
一向提倡『民企應專注主業』的汪康懋教授頗為擔懮地向記者表示:『中國的民企沒有金融經驗、也沒有金融專業技能,之前發生的不少例子也顯示,中國民企所做的金融產業幾乎沒有成功,基本上民企跨過第二個產業都出現了不同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許多民企從嚴格意義上說還談不上企業,他們缺少做企業的紮實的產業根基,尚未經歷過像世界500強那樣一代代傳下來、適應無數考驗、產業不斷昇級、方向不斷端正的過程。』汪康懋向記者表示,尤其在目前過剩經濟現狀下,處於制造行業的民企情況非常困難、成長也很不容易,甚至有的5年的都難以橕下去,所以企業一定要專注於主業,不斷地看到自身產業所面臨的危機、看到新的增長點在哪裡。
對於萬向的金融構架,華民則認為,雖然他的模式和動機與之前的德隆等不同:是以作好實業為前提、企業根基也比較紮實,在通過財務公司為公司閑置資金找到有利可圖的金融產品,『但其風險是,如果其金融運作出現失敗,他的實業也會受到傷害。』
民企需要怎樣的『年檢』
當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狀況,在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今天及未來,我們對於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也應該有不同於過去的標准
按照中國現狀,汪康懋將中國民企富豪基本上劃分為三種模式:第一,黑色富豪,他們通過內外勾結、欺詐、賄賂、騙貸等手段獲得財富;第二類,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富豪,他們佔據了富豪的很大百分比,通過逃稅、用假冒偽劣產品欺騙消費者等模式獲得巨大的財富,往往這部分人還有些不當的政府官員關系以及不當的銀行關系,或者經常不當調用資金;第三類則是白色富豪,即企業家。不過,在他看來,白色富豪也有兩類:一類是通過先進的技術、通過不斷積累經營盈利或在資本市場上市獲取資金獲得巨大的財富,或在互聯網時代先知先覺,成為富豪;而另外一部分白色富豪則債務沈重,很多人的資產數字很大,但同時也背負沈重的銀行債務,說白了就是徒有虛名、壓根沒有人們想象中那樣有錢。
他認為,從我國現狀出發,由於民企僱傭全國70%的員工,所以還是應該承認他們的主流是對人民對國家有貢獻的民族精英,但當前要提高企業家道德培養和專業訓練。社會要培植優秀企業家,十六屆三中全會有三句話,以道德為支橕、以產權為基礎,以法律為保證,道德放第一。『對有事業心、沒有將資產化公為私的企業家還是應該教育拯救為主,對企業的不規范行為,根據國外經驗,如美國證監會對高盛、摩根士丹利的罰款處理,應以罰款為主,刑事手段不能動不動就對企業使用。而對那部分真正的黑色富豪,倒是應該加強刑事處罰力度。』
汪強調,工商部門在年檢的時候,要抓住幾個事情,一個就是報稅的記錄;其次對所有的民營企業進行評級,不繳稅,不講信用,這樣的企業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懷疑,『你想,國家怎麼敢將大型的銀行、鋼鐵公司等交給他們運營?所以先要甄別出一批優秀的企業和企業家。』
上述一位分析人士也向記者指出,雖然近期所披露的證監會給顧雛軍所定義的8宗罪主要針對其賬目、資金以及詐騙國有土地問題,但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顧雛軍給社會經濟秩序與資源帶來了怎樣的破壞。『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顧雛軍們沒有被發現犯罪、或是沒有破產,假如他們依然被些地方政府奉為座上賓,那他們就一定是好公司、是值得尊敬的公司嗎?如今看來,未必如此,評判企業還應該在於這個公司在怎樣回饋社會。』該人士認為。
的確,當一個企業自身已失去良性造血功能、靠外界源源不斷輸血生存之後,即使他不出現違法行為,我們又能盲目地期待他為社會做出些什麼?或許他的作用大多已是在浪費資源。
當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狀況,在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今天及未來,我們對於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也應該有不同於過去的標准。畢竟,民營企業從一種經濟力量來說,他已不僅僅是某一個人或者一家人的私人東西,他事關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最終民企將經歷大浪淘沙、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
假如我們沿用比較低的標准,即使有些公司沒有什麼問題,但很顯然,有些公司肯定無法負擔起中國經濟的未來。或許正如汪康懋教授所指出的,有的民企『腳踩西瓜皮——哪有政策空子就到哪鑽一下』,在之前市場混亂的情況下靠所謂『手段』做大了,但下一步在正規的市場做就難了,因為他壓根沒有做企業的基礎。
隨著中國民營企業的壯大,中國市場經濟秩序的不斷完善,中國過快發展起來的民企,也需要對其理念和治理經歷徹底的『鳳凰涅槃』。就像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樣:資本主義市場化和工業化的『課』必須補,補的過程就必須要承擔先天不足的成本和痛苦。否則,就可能很容易走向事情的另一個極端,摔壞的最終可能不僅僅是民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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