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爲什麼一些個人、組織甚至國家能夠從合作中獲益，有些會因爲衝突而受損？長期以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都在試圖理解、闡釋衝突和合作的最根本動因。而奧曼和謝林這兩位學者都是試圖通過對於現實問題的分析和提煉，找到一般性的理論概括
理論與問題的結合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的羅伯特·奧曼和美國馬里蘭大學的托馬斯·謝林，以表彰他們“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人們對衝突和合作的理解”。在我們看來，本次諾貝爾獎的授予格外有用心。奧曼和謝林所研究的都是人類的衝突和合作問題，他們的視角完全不同，分析手段的複雜程度也不同，但所取得的成績都令人讚歎。這就是經濟學家應該做的工作，理論應該與現實充分結合。有些人是做理論的，儘管他的文章你看不懂，是充滿了數學，但對於理解和分析現實問題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是理論指南。而另外一些人做的是政策分析，儘管文字你看得懂，但他的內容是深邃的，是有理論支持的。我們國內學者也好、經濟學的愛好者也好，目前對於經濟學有很多誤解，我們期望這次諾貝爾獎的頒發會有一個正面的引導。
84歲的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現在是馬里蘭大學經濟學系和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他是一名傑出的博弈論專家或理論經濟學家，有人甚至認爲他只是一個數學家。他的工作對聯盟博弈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5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論文，對於這個部分理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奧曼的其他工作，對博弈論的各個領域也有着深入的影響。不過，奧曼的所有工作，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不容易被專家之外的人士所理解。除非你的經濟學專業能力已經達到了高級水平，否則，你絕對不能夠了解奧曼的研究所做的是何種工作。事實上，這次奧曼獲獎之後，很多中國經濟學家都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
相比之下，謝林的工作則相對“通俗”一點，他是一個政策經濟學家。他運用着與奧曼類似的經濟學思想、但運用相對簡潔的語言，分析着現實問題。當然，他也不太爲中國學者和公衆認知。
經濟學問題源於生活經濟學的問題都是來自於實際生活的。在20世紀50年代，謝林開始運用博弈論方法分析當時最生死攸關的一個話題――全球安全和軍備競賽。謝林在把注意力從零和博弈上轉移開來之後，他開始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所有的多人決策問題都是衝突和共同利益的混合體，並且兩種利害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通過非合作博弈理論來進行分析。
1960年，謝林發表了其經典著作《衝突的戰略》。在這本書中，他開始把關於博弈論的洞察力作爲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並對討價還價和衝突管理理論作了非常細緻的分析。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討價還價是一個非零和博弈。博弈當事人的利益是對立的，任何一個人效用的增加都會損害另外一個人的利益。但博弈當事人的利益也有一致的地方，博弈者都希望避免兩敗俱傷，他們都希望至少達成某種協議。這樣談判方就需要在達成協議的底線和爭取較優結果中進行權衡。
通過對討價還價現象進行分析，謝林得出結論:“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限制自己的選擇往往引致對手讓步。”對此也可以這樣理解，當限制自己的選擇後，對方認爲自己不可能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時，協議就達成了。謝林還進一步描述了能夠把自己鎖定在有利地位的三個戰略，即不可逆轉的約束、威脅和承諾。他關於限制自己選擇爭取優勢地位的思想後來被塞爾滕用更加數學化的方式加以表述。
謝林也曾研究過兩國領土爭奪的例子，其中充分反映了他的理論。每個國家都可以選擇動用武力或者不動用武力，如果我們發現最優策略是:對手動武、自己最好動武，對手不動武、自己最好也不動武這樣兩個均衡。對雙方都有利的均衡是雙方都不動武保持和平，但如果一些混亂導致雙方氣氛緊張，一國認爲另一國會突然發動襲擊時，一場雙方都不情願的戰爭就有可能爆發。
謝林認爲，投資軍事實力可能會給對手傳遞錯誤信號而使得氣氛更加緊張。而當對手增強軍事實力時，另一方最好進行威脅、而不是承諾有機率的報復。理由是當戰爭可能性大到一定程度時，對方會自動減少軍事實力擴張。這裏威脅報復的能力可以比之抵禦攻擊的能力更爲有用，比如當擁有核武器的報復能力時對手就不敢輕舉妄動。謝林還強調了邊緣政策的重要性。邊緣政策本質上是個威脅，當事態逐漸惡化到一定程度時，對方認識到繼續激進的嚴重後果，並且明白只要自己妥協就會帶來局勢的穩定，這樣通常對方會採取妥協策略而帶來整體局勢的穩定。
總之，爲什麼一些個人、組織甚至國家能夠從合作中獲益，有些會因爲衝突而受損？長期以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都在試圖理解、闡釋衝突和合作的最根本動因。而奧曼和謝林這兩位學者都是試圖通過對於現實問題的分析和提煉，找到一般性的理論概括。這兩位經濟學家利用不同的分析手段，試圖運用博弈論方法重新塑造關於人類交互作用的分析範式。
複雜的理論形式正如謝林認爲，許多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交互作用可以從非合作博弈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奧曼用一些非常技術化的手段來建立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論。諾貝爾評委會認定奧曼的貢獻是:“正式對所謂無限重複博弈作全面分析的第一人。”奧曼發現，在很多現實情況中，長期合作關係的維繫遠比一次簡單的際遇來得容易，因此短期博弈理論往往具有很多限制性。爲此，他首先提出了完整詳盡的無限期重複博弈理論，並嚴格論證了何種結果能夠在長時期的關係中得到維持。
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叫“囚徒困境”，它告訴我們如果雙方之間的接觸是一次性的，結果一定是誠信缺失。但是隨着決策期數變多，雙方可能意識到建立信任保持長期合作是有利的。奧曼與謝林最早關於參與者長期相互多次決策的重複博弈問題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和平的合作通常在重複博弈中是均衡解，甚至在短期目標有很大沖突的組織間。謝林的主要貢獻在於引入了原始觀點，奧曼則在於使用數學工具創造概念和假設，提供簡明公式，提供精確解。他對於完全和不完全信息下的重複博弈都作出了重要理論貢獻。
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結果出現在50年代，被稱爲“無名氏定理”。該定理認爲，重複博弈的策略均衡結局與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個體理性結構恰好相一致，這個結局可被視爲把多階段大量合作行爲與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爲聯繫在一起。然而，雖然所有可行的個體理性結構確實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觀點，但是它相當模糊，並且不提供信息。奧曼認爲，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論與人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關。它的目的是解釋諸如合作、利他主義、報復、威脅(自我破壞或其他)等現象。博弈論和新古典經濟學模式的現象，可能一開始看起來是非理性的。奧曼考察了許多具體的合作行爲，定義了“強均衡”概念，即沒有任何參與者團體可以通過單方面改變它們的決策來獲益的情形。他指出，重複博弈的“強均衡”與一次性博弈的核相一致。爲此，奧曼定義和研究了經濟理論中極爲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轉移效用博弈，這開拓了該領域的研究空間，因爲在此之前，僅有“單邊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個聯盟可以任意在其成員中分享一定數額的贏得。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奧曼和其他合作者一起，在其學生的輔助下，發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論。1966年，奧曼和馬希勒在給美國武器控制和裁軍機構的開創性報告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模型。他們指出，信息使用的複雜性實際上可以以一種出色的、簡練的、明確的方式來解決。在最簡單的一個重複的二人零和博弈中，其中一個參與者比另一個擁有更多的信息，擁有更多信息的參與者所使用(並揭露)的信息數量是被精確地決定的；有時是完全揭露或根本沒有揭露；有時則是部分揭露。這種分析被擴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包括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許多新的精深的觀點和概念由此產生。例如，奧曼、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個“聯合控制的彩票”的概念，即沒有參與者可以單方面地改變彩票不同結果的可能性，這個概念與非零和博弈密切相關。在這項開創性的研究工作之後，奧曼在重複博弈上的研究獲得了豐碩成果。而他的有關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許多重要觀點已被用於許多經濟學科，諸如寡頭壟斷、委託人與代理人、保險的分析之中。
在1976年的論文《同意分歧》中，奧曼把共同知識的概念引入到博弈論中，這一概念最初由李維斯在1969年提出。對一個事件來說，如果所有博弈當事人對該事件都有了解，如果所有當事人都知道其他當事人也知道這一事件，並且如果所有當事人都知道所有當事人都知道這一事件，那麼該事件就是共同知識。奧曼的這篇論文產生了巨大反響，它一方面導致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交互認識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在經濟模型和金融等許多領域產生了廣泛應用，比如對於金融市場交易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奧曼引入了一個新的均衡概念叫關聯均衡。關聯均衡可以解釋當存在公平的中間媒介能夠與談判一方或雙方交流時，一定條件下存在媒介調停會對結果產生有利作用。
兩點啓示我們應該重視博弈論方法的使用。博弈論是重要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它對於很多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都具有指導作用。奧曼和謝林並不是第一屆因爲對博弈論的研究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納什、哈爾薩尼和塞爾滕由於對非合作博弈理論中的均衡問題進行的開創性分析，分享了199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年博弈論理論學者的再次獲獎表明博弈論的整體方法論已在經濟學領域佔有極具支配力的地位。我們當前處於非常複雜的變動環境中，博弈論對於我們理解競爭過程、把握優勢極其重要。但事實上，現在卻有一種“不要無謂爭論”的論調，不鼓勵這樣的爭論。學術界也少有人進行這種費力的研究，其結果是我們在很多國際爭端的解決中缺乏足夠的理性支持。
不要輕易對經濟學進行這樣或那樣的評論和定義。經濟學其實就是一整套分析工具，它的問題來自於現實問題，並植根於現實問題。但經濟學又是科學，一定要有它的形式化內容，而這些內容常常不爲普通人和經濟學愛好者所瞭解。
奧曼和謝林在研究上雖然各有特色，但他們的研究也有個共同特點:在有價值的問題上進行創新，即考慮現有理論中被忽視的因素，並發展新概念和分析工具以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他們的努力使得理性的概念更加廣闊，一些以前被認爲是非理性的行爲由此找到了可以理解的詮釋。他們廣泛的運用經濟學方法解釋重要社會現象，成功地在經濟學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搭起了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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