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5日，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薛暮橋誕辰101週年。他的一生波瀾壯闊。他走入歷史，也必將被歷史銘記
7月22日晚21點40分，我接到薛暮橋的女兒薛小和的手機短信：薛老17：12去世。
接着，北京下了今夏最長的雨，一天一夜，好像爲這位可親可敬的老人送行，也送走了所剩寥寥的又一位老派共產黨員。
兩個月前，2005年5月27日，我曾去北京醫院看望薛老，那是一次期待很久令我長念在心的拜訪，也是我惟一一次見到他。
我是從中國經濟史和中國經濟改革思想史中認識薛暮橋的。我讀過《薛暮橋回憶錄》和他的一部分文章，經常聽到吳敬璉評述薛暮橋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獨特貢獻。在吳敬璉所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薛暮橋及其經濟思想和主張被寫了進去。至於薛老的形象，我只見過照片，從年輕到年老，從高官到布衣，從與國家領導人在一起到含飴弄孫，都是同一副面容和身姿，親切、和藹、謙虛、樸素、恬淡、從容、瘦削。
我想像着，一位在病牀上躺了6年的薛老，一位101歲的薛老。小和曾說他爸爸像彌勒佛，但是這一向身體情況不如前，已不復原先的模樣。我和小和都穿着布鞋，輕輕地走進病房，而我心裏，有一種別樣的崇敬。一位已經走入歷史的智者，此時，活生生地出現在我面前。他躺在那裏，躺得很舒服，呼吸均勻，心律60，血氧飽和度100，血壓125/46。此時此刻，他閉着眼睛，但是醒着。護理人員幫薛老睜開眼睛，說，“你看，誰來了？”我走近他，仔細端詳，面容安祥，臉頰飽滿，嘴脣泛紅，閉着的嘴，時兒動一動，沒有皺紋，那雙手特別光滑細嫩，像嬰兒的皮膚。小和在一旁說：他的手握了一輩子筆，什麼也沒幹。就這樣靜靜地看着，用心向眼前這位擁有非凡人生的薛老致敬……
薛暮橋生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有“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無錫老家度過的，目睹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活躍和薛家地主集團的衰落，成爲薛暮橋最初觀察和思考社會經濟問題的起點。此後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生活了幾年，滬、錫兩地的市場經濟，儘管不夠發達，但是，它的運行規律、活力和效率深爲薛暮橋所熟悉和認同。正是帶着這種認同，使他得以在日後穿越計劃經濟時代，穿越“左”的思想桎梏，以耄耋之年堅定地走上主張市場取向改革的道路，成爲新時代的先鋒，從而，奏響他生命的華彩樂章。
待狂飆勃起
28歲時，薛暮橋在《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中曾經這樣描述封建社會的衰落：“然自身已成腐木，決不足以支此將傾之巨廈。惟有坐待狂飆勃起，以結束其風燭殘年而已。”
他所期待的狂飆是什麼呢？是一場沖垮舊世界帶來新世界的狂飆。縱觀薛暮橋的一生，他都在朝向那狂飆而去，尋找、追隨、陷落、奮鬥、再尋找、再奮鬥……，用了一生、一個世紀。
1927年“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右派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隨後，薛暮橋擔任了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長，爲爭取工人權益而奮鬥，同年6月被捕，此時，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有3個月。在獄中，薛暮橋深受同監號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黃埔軍校教官張秋人的影響，在3年半的時間裏，堅持每天讀書五、六個小時。獄中的政治犯把各自的書匯聚成一個圖書館。倖存下來的人稱此爲“牢監大學”。它是怎樣的一所大學呢？從薛暮橋讀過的書單中，我們可見：
《世界史綱》(威爾士)、《歐洲近代史》、《比較憲法》(王世傑)、《人權宣言》(英文本，法國)、《獨立宣言》(美國)、《美國憲法》，《政治經濟學》(波格丹諾夫)、《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史》(河上肇)，古典經濟學和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著作，《古代社會》(摩爾根)、《物種起源》(達爾文)，以及生物學、天文學的名著(1931年他還寫了《天文常識》、《生物常識》兩本書)，《中山全集》、《三民主義》(英譯本)等等。此外，薛暮橋還學習世界語和英語，讀了不少世界語的進步書籍，並用世界語寫作，其中《牢獄中的一天》一文還被帶出監獄，在《綠光》雜誌上發表。
薛暮橋的眼界和思想在這裏有了飛躍。而獄中的鬥爭，也將薛暮橋鍛造成一名忠貞的共產黨員。五十年後，薛暮橋深情地回憶張秋人赴刑場前兩手握着鐵門：“同志們，今天要同你們分別了，你們繼續努力吧。共產黨萬歲！”他說：“每想到他臨刑前的豪邁氣概，就使我在革命的任何艱險時刻，都充滿了勇氣和信心。”爲了信仰和理想奮鬥終身是我們這個時代日漸稀缺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對此，有學者稱之爲老派共產黨員，將他區別於共產黨內一些丟掉理想、甚至根本沒有理想、喪失原則的腐化墮落分子。老派共產黨員還具有憂國憂民、克己奉公、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等等特質。
薛暮橋以經濟研究作爲職業生涯，是從1932年參加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陳翰笙負責的農村經濟調查開始的。1933年他經陳翰笙介紹，去廣西師專做“農村經濟”教員，1934年回到上海蔘加陳翰笙創辦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它的陣容是：陳翰笙任會長，吳覺農任副會長，孫曉□、王寅生、錢俊瑞、姜君辰、張錫昌、馮和法、孫冶方和薛暮橋任理事。在隨後創辦的《中國農村》雜誌，薛暮橋擔任主編。
這一個羣體，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從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起步，做了大量調查研究。1937年1月，薛暮橋將前幾年的講稿文章等編著爲《中國農村經濟常識》、《農村經濟底基本知識》由新知書店出版。
薛暮橋回顧自己開始從事經濟研究生涯的那段歲月時曾說：“我始終是直接間接在黨的影響和領導之下，懷着堅定明確的政治目標，作爲思想文化戰士而工作和鬥爭。”“專注於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緊迫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農民土地問題，一面學習理論，一面參與實際工作，在實踐中鍛鍊提高”。這代表了早期中國共產黨內一批知識分子的特徵，將知識和革命結合，因知識而有了革命的理想；因革命而有了學知識的動力。所以纔有了1938年夏身爲上海文化界名人的薛暮橋，應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之邀，投筆從戎。
他在新四軍的教導總隊工作。1940年皖南事變後，又去華中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任訓練部長，1942年在合併成立的抗大華中總分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兼訓練部長。薛暮橋爲抗大編寫的教材《政治經濟學》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均由新知書店出版。1943年，中央決定抽調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幹部到延安工作，薛暮橋名列其中。在去延安途中，行至隴海鐵路，他被山東分局挽留下來，起初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對敵貨幣鬥爭，後擔任山東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政府祕書長兼實業廳廳長。期間，薛暮橋開始了利用經濟槓桿調控市場的實踐。
實踐是成功的，那是一段光榮的歷史。
當時，根據地發行“抗幣”，作爲國民黨政府銀行發行的“法幣”的輔幣。抗幣的信譽不如法幣，通貨膨脹嚴重。薛暮橋和同事琢磨出一套辦法：驅除法幣，加強銀行貨幣管理，利用工商局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他們幹得極漂亮！在根據地與敵佔區之間的貿易往來上，他們用山東豐富的出口資源海鹽和花生油換回軍需民用的重要工業品。在薛暮橋的領導下，山東的財政收入中，工商收入和稅收佔將近一半，其餘是公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而華北其他根據地公糧則要佔到財政收入的75%-80%。
1945年-1948年，薛暮橋從山東調任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起草了三個重要文件，是關於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的財政經濟情況和方針政策。他總結了他們創造的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節以保持物價穩定的經驗。在總供給增加而市場需求不足時，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在市場需求過旺而供給不足時，採取收縮性貨幣政策，以達到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
1948年夏天，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薛暮橋擔任祕書長，實際上成爲周恩來副主席管理經濟工作的祕書。緊鑼密鼓，統一各根據地的財經工作，籌建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全國統一貨幣人民幣，穩定物價、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在上海制止金融投機風潮……
新中國一建立，薛暮橋被任命爲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祕書長兼私營企業局長，參與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調整私營工商業。
剛剛從根據地走出來的革命者，來不及陶醉於共產黨奪取政權這一革命目標的實現，走馬上任一個大國的高官，投身於接手那個舊政權留下的爛攤子，治理一個百廢待興的社會，像爭取革命成功時一樣，他們日夜兼程，拼命幹。
計劃經濟時代的反思
3年國民經濟恢復之後，中央決定1953年將要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前一年，1952年，成立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薛暮橋被任命爲國家計委委員和國家統計局局長，後又同時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成爲建立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建設是在治國方略不明確或者不斷變化中展開的。建國前夕政協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曾明確規定新民主主義爲建國的政治基礎，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可是，建國不久，毛澤東的頭腦裏就有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並且快速集聚，以革命戰爭的方式推進。作爲經濟專家，此時的薛暮橋並不認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念，但作爲共產黨員、黨的高級幹部，他必須參與推行這條路線並予以闡釋，兩個角色的矛盾從此在心裏發生了。在以後的歲月裏，每當二者遭遇衝突時，出於對黨的忠誠，他常常是服從於黨的部署。薛暮橋晚年寫回憶錄時，深情地說：“我的心一直向着黨”，女兒小和曾問過父親，你的身份究竟是什麼？父親回答：“我很想做個學者，但我首先是個共產黨員”。
薛暮橋說：(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過程，從1949年開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只用了七八年時間；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則是在漫長的歲月裏曲折發展並逐步深化的。”其中有掩不住的無奈和難爲。
最初的反思是在1957年春天。因爲對當時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心存疑慮，薛暮橋寫了一篇文章《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提出如下四個問題：
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內存在，並有一些發展，然後慢慢改造它們？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採用什麼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性的需要？
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
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於什麼方面？
將近50年前薛暮橋提出的問題，直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還是處於交鋒中的問題。
接踵而至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引向了歧路，任何個人、任何理性的思考都被投入國家機器中，碾碎、融化，重新塑造，鮮有逃脫者。
是在幹校勞動的日子裏，在自然之中，在天地之間，薛暮橋苦苦地思索着“十七年”的往事，開始有大徹大悟之感。
第二次反思到了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然而，上述思想基礎和對中國歷史和經濟運行的深入參與和觀察，註定了薛暮橋成爲中國市場經濟奠基人之一的歷史地位。
1988年，薛暮橋在《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文中作出結論：“在經濟十分落後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應當是一個較長的時期，不宜匆匆忙忙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原定十五年完成，結果四五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顯然要求過急。社會主義改造雖然是勝利完成了，但留下了不少後遺症。衡量某一種經濟成分應當消滅還是應當繼續發展的標準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50年代的新中國，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遠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這似乎是一個歷史問題，爲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薛暮橋還在談？然而，瞭解中國經濟改革歷程的人都知道，姓“社”姓“資”的問題纏繞了多久，多麼阻礙改革的突破，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薛暮橋警示人們要以史爲鑑。
薛暮橋是有極強的理論思維和學術興趣的高官，他的氣質更像一位儒雅謙遜的學者，對於理論問題的探討孜孜不倦。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學界曾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薛暮橋和孫冶方是其中最具影響的兩位，彼此有很多文章往來，有共同點、有分歧。薛暮橋評價說：(那時)“我國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包括我和孫冶方在內，都還沒有跳出蘇聯式計劃管理體制的框框，都是主張國家對重要產品必須制訂生產計劃，實行計劃價格，進行計劃分配的。這樣就把價值規律建立在產品經濟，而不是商品經濟的基礎之上了。”“也正是由於在理論上認識有缺陷，在實踐中又一再違反客觀規律，因而終於在經濟建設中受到客觀規律的極大懲罰。”
就是這種“學者”角色，使薛暮橋思想中的“學術”時常跑出來衝撞“政治”。
1959年，薛暮橋寫了幾篇論文，批評“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比較忽視物質技術條件和客觀經濟規律”，不僅如此，他還做了一次批評“大躍進”的內部報告，並受一位領導同志委託，寫了題爲《一年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的文稿。爲此，他被批判爲右傾機會主義。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販賣蘇聯統計的祖師爺、叛徒等等帽子，批判他的大字報貼到了計委和天安門。妻子羅瓊作爲全國婦聯書記處第一書記，主持日常工作，也被扣上“三反分子”、“走資派”等大帽子，不斷被批鬥。1967年冬天，薛暮橋一家被勒令搬出百萬莊的部長樓，搬入真武廟的兩間房子，與一位張姓老太太合住。落難了，依然坦誠認真的做人行事。他們告訴合住者自己是被審查、被批鬥的幹部，在共同生活中，如果有意見，歡迎隨時提出來。而張老太太則對外人說，他們哪裏像“走資派”，根本就是“落難書生”。
文化大革命後期，薛暮橋還沒有恢復黨組織關係，無法分配工作。他便認真讀馬列著作，一遍一遍地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也開始研究凱恩斯的學說，還讀了薩繆爾遜的書，寫過一篇《凱恩斯主義能否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了，薛暮橋看望在“文革”中精神受壓致病的老友時曾歡心地說：“現在是該讓我們笑的時候了”。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更令他“如同撥開雲霧見青天，敢於打破‘禁區’”，正是：“幾經風霜存傲骨，暮年猶望立新功。”
新功，要建立在對過去的反思和否定之上，包括對自己的否定，薛暮橋做到了，他了不起！這位計劃經濟體制建設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經過深刻的反思和學習，超越自我，並且堅定不移，終於成爲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且看：曾經參與“三大改造”並權威地闡述其經驗者，最早指出“三大改造”追求單一所有制的錯誤，提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曾經堅持“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物價管理方針者，主張“打破僵化的價格體系”，實現價格制度的改革。該笑的時代的到來，也使薛暮橋輕鬆了許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些年青人的印象中，薛暮橋在“文革”前的言行“中規中矩”，令人“敬而遠之”，而現在的他思想活躍，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犯顏直諫，說到做到。越老，越舒展了。
堅定的市場取向改革者
在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中，薛暮橋系統地清理和論證了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一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急於過渡；二是違背按勞分配規律；三是否定商品貨幣關係，把計劃同利用價值規律作用對立起來；四是急於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違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規律。此書3年時間總銷量接近1000萬冊，被譯爲多國文字。這是因爲它深入地從理論上爲經濟政策“撥亂反正”，預示了經濟改革時代的到來，應合了當時人們對於思想解放的渴望。
薛暮橋一向主張具體改革措施的選擇，要從經濟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1979年全國待業人員2000萬，知青返城如滾滾洪流，薛暮橋曾親眼目睹請願的待業青年，這促使他提出廣開就業門路的建議。這麼一個看上去輕而易舉的提法，其背後卻意味着深刻的體制改革。薛暮橋認爲，勞動就業問題的尖銳，根本上是追求“一大二公”的結果，要改革清一色的兩種公有制並存的格局，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重視城鄉集體經濟的發展，允許個體經濟發揮補充作用。薛暮橋首先在所有制問題上的突破，是由這樣一個具體的就業問題引出的。
1978年初夏，一位農村供銷社主任的話給了薛暮橋很大的啓發，話是這樣說的：“讓小土產爛在山上是社會主義，讓農民們把它運到城市去銷售是資本主義，我想不通。”從此，薛暮橋到處呼籲應當准許商販長途販運。有一次聽彙報，得知個人販運大多通過手提、肩挑、人拉、自行車馱時，薛暮橋非常感慨農民的辛苦。而聽說有人認爲販運是投機倒把活動，是資本主義，要全部堵死時，義正詞嚴：“什麼是資本主義？是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統統不要？很多人搞不清楚。”他暢想：“北京要有東單、西單菜場那麼大的20多個農副產品市場就好了。”如今，這早已成爲現實，農貿市場是老百姓的生命線，而它的初起傾注着薛暮橋的心血。
薛暮橋——這位計劃經濟的創建者之一，開始帶頭拆除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工程了。
1980年薛暮橋負責起草《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這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草案，主張計劃管理建立在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的基礎上，在當時引起了爭議。他作了這樣的說明：
“所謂經濟體制的改革，是要解決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麼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將來起草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規劃，是一部‘經濟憲法’。”“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佔絕對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的商品經濟。”
當思想學術界大力討論“按勞分配”問題時，他提出了“從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從改革分配製度着手更爲重要”。薛暮橋的這一樸素表達，實際上就是指擴大市場機制的改革，與現代經濟學不謀而合。他一再呼籲，要加快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更好地發揮市場的協調作用。
此時的薛暮橋76歲，他懷抱理想，成了新時期的先鋒。
最難對付的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阻礙。因爲主張市場經濟，薛暮橋一再受到批評，也一再委屈自己作爲經濟學家的思想，服從“黨性”，他說，“儘管在內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但在公開場合，我有義務同中央保持一致。”然而，這又使得一些思想先進人士對他抱有在理論上後退的批評。其中的無奈和苦澀薛暮橋獨自品嚐，只要能推動市場化改革，他不在乎個人得失。
20世紀80年代，薛暮橋受命籌建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在宏觀經濟問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給國務院提供諮詢，他們調查研究的範圍包括價格改革、財政稅收問題、金融問題等等。
關於宏觀經濟問題，薛暮橋的觀點一以貫之。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4月，薛暮橋主張把積累率降到25%，採取輕型結構，從所有制入手，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發展社隊工業和社隊商業；到了1986年，針對各地急於求成、經濟過熱的情況，他向中央建議，不要再去鼓氣加油。他說，如果說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制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那麼嚴格控制社會總需求，保證社會總供求平衡，則是價格改革成敗的關鍵；1991年，針對當時爲遏制經濟超高速增長和建設規模急劇膨脹而過多采取行政措施的問題，薛暮橋指出，目前增減貨幣發行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貸款基數)，今後應當逐步改用利率政策。投資規模的膨脹往往伴隨着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改革的大敵。薛暮橋特別強調運用財政、稅收、銀行信貸等經濟槓桿加強宏觀調控。
1990年的中國處於低沉狀態——治理整頓，86歲的薛暮橋憂國憂民，寫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籲請抓住時機，在改革上邁出決定性的步伐，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結構和效率問題，把市場取向改革推向前進。
而主張這些觀點的時候，薛暮橋往往屬於少數派意見。他不但不在乎，還以自己的身軀，爲年青一輩的經濟學家擋住來自“左”的陣營的攻擊。1991年吳敬璉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遭遇出版困難時，薛暮橋爲之作序，以其在經濟學界不可撼動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地位表示支持，終使該書面市。
他的地位、他的思想主張、他的不斷進取，使他真正成爲中國經濟學界主張市場化改革的領軍人物。
今年3月，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頒給4位對中國經濟改革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薛暮橋列位首。女兒小和替父親把獎領了回來。她用毛筆寫下這個消息，舉在父親的眼前，只見薛老的目光一遍一遍地往復。他肯定是看見了，他感到欣慰嗎？只見他又淡然地閉上眼睛，回到自己的世界。那是怎樣一個世界？
隨情飛到天盡頭
借用林黛玉《葬花吟》一句寫下這個標題，我有點遲豫，它似乎和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形象不符。因爲宣稱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過去，他們常常被塑造成無情無慾的硬漢，非此，不足以顯示其高大。然而，無情未必真豪傑。此時，我的眼前浮現出青年薛暮橋讀《紅樓夢》的情景：“有一天寒冷的深夜，窗外雨聲淅瀝，室內燈光昏暗，我讀到林黛玉葬花詩的‘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兩句，觸景生情，不禁傷心落淚。”經過風霜雨雪，90多歲的薛暮橋還熟記《紅樓夢》中的一些詩句，自己也時常興之所至賦詩一首。
薛暮橋一生無閒，卻有雅緻，他是一個深情的人。
1933年，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薛暮橋收到鄉村小學教員羅瓊投來的《黃渡農村調查》一文，發表在《會刊》上，倆人從此有了交往，互生情愫，1935年5月5日結婚。特意選在馬克思誕生日，以示共同信仰。
這一時期，社會上有一場關於“婦女回家”與“賢妻良母”的討論，羅瓊加入了論戰，寫有《從“賢妻良母”到“賢夫良父”》、《怎樣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樣？》等多篇檄文，引人注目。1935年12月，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羅瓊擔任理事兼宣傳部長，懷着7個月身孕，同史良及其他婦救會領導人走在抗日救亡大遊行的最前頭。
顯然，這是一個夫妻平等共同服務社會的新家庭。1936年2月大女兒宛琴出生以後，他們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不曾想戰爭連綿，一別14年。而1939年，羅瓊當選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從皖南前往延安開會，
夫婦倆也一別6年，不通音信，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團圓。隨後，二女兒降生於沂蒙大戰時，取名小沂。
解放軍剛進上海，分別十餘年的女兒宛琴在大街上站了半天，渴望在隊伍中見到自己的父母。她不知道，此時爸爸媽媽正在北京夜以繼日的工作。薛暮橋深情地回憶當時的情景：“新中國成立了，我們家可以團聚了，女兒想父母，父母想女兒的夢圓了，這是多麼高興啊。”1951年，他們又迎來了三女兒小和。薛暮橋和羅瓊都是“沒有假日，沒有不工作的夜晚”。羅瓊覺得欠三個女兒的情太多，孩子們卻個個是成績優良的三好學生。她們也習慣家就是辦公室的生活方式。看到父母在家工作，一聲不響地到外面去玩兒。
“文革”期間，1968年冬天，小和要去山西雁北地區插隊，行前被准許與被關押的父親見上一面，薛暮橋回憶：“這一天，是我住在牛棚中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最懷念親人的一天”；在幹校，當羅瓊和小和來看他，好心人找了一間放農具、雜物的房子，清理出可以放一張牀的地方，用板、長凳搭起一張牀來，他說：“親人在一起，再擠再差也高興。”
薛暮橋是個生活能力極弱、不管家的人，可是孩子們發現家庭生活中的很多大事其實都是他管的。比如，當大女兒宛琴上大學選專業時，他說現在鋼鐵重要，但是女孩子學鍊鋼也不合適，就學機械製造吧！二女兒小沂高中畢業時非要去當兵，他和女兒談話要她上大學。當女兒考取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後，他檢查女兒自己收拾的行裝，說哈爾濱那麼冷，你帶這麼少衣服，便帶女兒去王府井買棉毛衫褲，還買了一塊手錶。小和還記得在育英小學住校時，每週日下午回學校，經常是爸爸送她到離家一站多路的汽車站，路上總要給她講些什麼，當小和對他說，自己作文老也寫不出來時，他說是因爲她“沒思想”。如今，女兒們在一起，會像撿珍珠一樣地回憶父親的給予，那個永遠在爲國家工作的父親，他對孩子們的影響和教育，是一點一滴的滋潤，意味而深長。更多地，他以自己的爲人，作爲孩子們的榜樣和教育。
2005年7月29日，是薛暮橋遺體火化的日子。行前，孩子們把住在同一所醫院的94歲的媽媽接到告別室。羅瓊被扶到高高的靈牀邊，最後看一眼安眠着的薛暮橋，只見她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兒，沒有落下來，俯身親吻薛暮橋，一遍又一遍；她的手撫摸着他的頭……
這是一場相伴70年的夫妻的告別，這是兩位老共產黨員的告別。她莊重地剋制着自己的感情，遵從薛暮橋的遺願，他去世後“不要悲傷”。其情其景，在場的人無不爲之心動。然而，他們多麼幸福！這世上幾人有這樣長的相伴和這樣長的忠誠？
薛暮橋的101年，何其波瀾壯闊。他走入了歷史，也將被歷史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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