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無疑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多事之秋。民衆和網絡不絕於耳的批評和指責，使一向風光無限的主流經濟學家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對中國經濟學現狀的認識和評價，可能將成爲我們對改革路徑的反思和探討的由頭。日前，本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對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進行了專訪。
《中華工商時報》：在過去2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中國思想界的舞臺上幾乎只有經濟學家在長袖善舞，經濟學家因對政府決策獨特的影響力而成爲社會科學界最爲耀眼的明星。與此同時，我們幾乎聽不到來自其它學科的任何聲音，你怎樣看這種現象？
丁學良：我想這是因爲在過去長達25年的時間裏，我們沒有把一個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以及建設和諧社會這樣的更高目標作爲一個系統工程來設計我們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們總是在一段時間裏，讓一個目標壓倒一切目標，這樣做的後果是我們的改革出現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團已經建立起來，等我們要糾偏的時候才發現要付出的代價已經很高。
這就是爲什麼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思想界幾乎聽不到其它學科發出的聲音，而老是經濟學家在唱獨角戲，就是因爲在這些年裏，很多人誤認爲發展經濟就是經濟學的事情。其實不是，在任何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裏，經濟的發展都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系統工程中，法律、社會學、政治學包括經濟學本身還有不同的學科，他們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在某一個具體政策上。不同學科發揮的作用可能不大，但在整個過程中他們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像社會學重視的是社會結構和社會公正，法學重視的是程序的公正，而政治學最重視的是政府的效率和成本。不可以剝奪其它學科只讓某一學科講話，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重點，這就是爲什麼在英文裏，社會科學是複數而不是單數。只有讓不同學科的人在一種正常的、常規的方式下，互相對話、互相辯論，然後才能讓決策層汲取不同學科的合理經驗，使之變成一個綜合工程中的合理元素。
《中華工商時報》：在您看來，中國的經濟學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水平上？
丁學良：在西方經濟學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公共的學科，經濟學和物理學、數學一樣，所討論的都是非常專業化的問題。經濟學怎麼可能變成一個很Public(通俗的)的學科呢？
中國的經濟學太熱鬧了，什麼人都可以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什麼問題他們都敢談，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學還遠遠沒有走到經濟科學的門口來，經濟學在中國還沒有成爲真正的科學，嚴肅的學科一般不可能是鬧哄哄的。
《中華工商時報》：您怎樣看由經濟學家倡導並參與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誤，如教育改革？
丁學良：在過去很多年裏，中國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問題其實都不是經濟學問題，在國際上，這些問題屬於其它學科研究的領域，就是因爲不讓其它學科講話，纔出現了搞經濟研究的人什麼都可以談的情況。再加上在中國，經濟學還沒有成爲真正的科學，所以很多不是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和討論方式，最後都以經濟學的名義在說話。這樣提出的建議和對策不出問題纔怪。
《中華工商時報》：爲什麼最近一、兩年民衆和網絡對主流經濟家有那麼多的批評和指責？
丁學良：民衆和網絡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原因很複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爲某一利益集團說話。在中國的經濟學家中，你能找到爲不同產業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西方從事經濟科學研究中最優秀的人不是這樣的，這樣的人只能受銀行、投行的僱傭，從事產業經濟學的研究。中國絕大部分所謂的經濟學家所做的事情和西方國家銀行裏的經濟分析師比較像，他們是爲一個產業說話，只是水平還不如他們。國外最好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全世界最好的經濟系當教授、做研究。
《中華工商時報》：您覺得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丁學良：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裏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有的經濟學家還沒有對經濟科學做什麼樣的貢獻就想着獲諾貝爾獎。
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做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如果那樣的話，是不可能在經濟學領域做出獨立的研究來的。在西方，也有經濟學家當大官，但他們是在經濟學領域做出非常獨立的、優秀的研究後，才短期進入政府或大銀行等部門，然後他們會很快就回到經濟科學的研究中，而並不是研究做的不怎麼樣就開始想着賺錢和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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