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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兌美元波幅一旦放大,中國會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由不斷昇值導致的泡沫經濟、通貨緊縮和流動性陷阱?——
自7月21日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拉開序幕,經濟界關注的目光即落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0.3%的浮動區間上。
如今,匯制改革近3個月,人民幣昇值已逼近0.3%的上限。而央行日前進一步放大人民幣兌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浮動區間,亦被業界理解為人民幣兌美元波幅繼續放大的前奏。
從央行有關負責人近來多次談話中可以看出,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浮動幅度將是下一步匯制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現在的問題是,在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兌美元波幅一旦放大,會不會推高預期,從而使經濟陷入『日元昇值綜合癥』?
昇值預期並未明顯減弱
盡管匯改之初人民幣已昇值2%,盡管美元昇值、美聯儲連續加息,盡管9月份外匯儲備增幅減緩,盡管在G20會議和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上美方並未如人們預期那樣對中方施壓,但是,到目前,人民幣昇值預期並未明顯減弱。外貿出口增勢依然強勁,境外資金仍俟機進入。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說,如果人民幣匯制改革沒有後續跟進,國內整體經濟結構得不到進一步改善的話,外匯儲備仍將大幅增長。
某些發達國家指責人民幣低估,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我國巨額貿易順差帶來的大量外匯儲備激增。9月末,外匯儲備已達7690億美元,其50%左右的增幅及每月150億-200億美元的增量,可謂『世界之最』。雖然9月外匯儲備同比少增26億美元,但當月增加額仍達158億美元。而且單月增幅略降,受同比基數等偶然性因素影響較大。
持續大幅增長的外匯儲備,使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央行發行票據對衝的成本日益增大,其可持續性受到質疑。而由於央票利率略高於超額准備金存款的利率,實際上已成為商業銀行繼超額准備金外又一個『漁利』的工具。鍾偉指出,由此帶來的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的下降更加令人擔懮。
當然,控制外匯儲備增長,需要調整經濟結構,實施從依賴外需走向擴大內需等綜合治理措施,是治本之策。但可以肯定,匯率機制對調節國際收支持續順差這一失衡格局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專家認為,相對於擴大內需等短期內難以見效的措施,深化匯制改革,放寬人民幣兌美元的波幅,可能是更為現實的選擇。
『日元昇值綜合癥』會不會來?
無疑,若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幅,在一定時間內,人民幣將呈小幅昇值趨勢。那麼,中國會不會因此重蹈日本的覆轍,陷入『日元昇值綜合癥』,亦即由昇值預期、不斷昇值導致的泡沫經濟、泡沫破裂、通貨緊縮和流動性陷阱。對此,何帆認為,存在這種風險,但風險不在昇值環節,而在於昇值後采取什麼樣的宏觀經濟政策。他說,我國利率水平很低,為使人民幣不昇值,利率水平又必須維持在很低的水平,這種以低利率配合匯率政策的做法很容易落入流動性陷阱。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日前完成的一份報告甚至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已落入利率下降到某一低位,而投資和消費需求不振,居民儲蓄熱情不減這樣一個『流動性陷阱』中。
然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對『日元昇值綜合癥』,中國具備一定的『免疫力』:
其一,我國匯率改革的主動性很強。匯率並非釘住而是參考一籃子,且一籃子中的幣種和權重都是可調的。因此,在匯率的可控性方面,我國強於日本。
其二,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我國昇值時間和發展水平提前於日本。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時,城市化、現代化基本完成,而我國正處於城市化的加速階段,有大量高回報的投資機會。只要引導得當,央行投放的基礎貨幣有相當部分會進入實業投資和為城市化、工業化配套的基礎建設領域。而當年日本的貨幣則大多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形成泡沫。
基於同樣的認識,鍾偉也認為,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足以保證人民幣不會像日元那樣持續昇值,從而導致經濟衰退。他說,即使任由市場的力量,兩年之內美元對人民幣也不會昇至1比3。而日元在『廣場協議』後則急劇昇值。同時,我國尚不具備日本當年那樣巨大的『淹沒』全球的制造能力,對全球貿易影響有限,所以不會像日本當年一樣樹大招風。人民幣昇值的壓力雖有,但與當時日元承受的壓力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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