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哲學家一樣的羅伯特·奧曼和政治家一般的托馬斯·謝林。前晚8時,消息公佈後本報記者立即給獲獎者發出電子郵件做了採訪。
4個小時後,奧曼在給本報回覆的郵件中興奮地表達了自己的獲獎感受,“這對我來說絕對是一個驚喜。”回信中,曾經擔任青島大學名譽教授的奧曼也不忘講述自己的中國之行,“是的,我曾經來過中國,而且我肯定會有再來中國的計劃。”奧曼說。
博弈論今年再度走紅
在宏觀經濟學推崇數年之後,諾貝爾獎轉向微觀經濟學,選擇了改寫微觀經濟學的博弈論。
對普通人來說,博弈論的理論聽上去就像是“天書”。今年5月,憑藉“非合作博弈”獲得諾獎的傳奇人物納什就對北京的聽衆感到無奈,當他在臺上侃侃而談時,臺下聽衆大都紛紛皺眉,表示不解。
拋開大師們的複雜模型,博弈論的影響存在於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舉出例子,“商家的定價就是和顧客的博弈,他們採用的營銷手段則是競爭對手的博弈”。
博弈論的變化複雜多樣,它作爲方法論的應用也無所不在,這兩個方面正是奧曼和謝林專攻和揚名的領域。其中,又以謝林對實踐的影響更爲深刻,從某種意義上講,稱他是經濟學家,還不如把他看成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更爲貼切。
謝林是美國軍控理論創始人
謝林的成果從1950年代的冷戰中已經開始應用。上世紀60年代的古巴導彈危機就是博弈論應用在軍事和國際關係決策上的絕佳範例,也正是這一事件,奠定了謝林在軍控理論、國際關係理論和博弈論中的權威地位。
對於謝林這個名字,軍事迷可能比經濟學院的學生們更加熟悉,他是美國軍事控制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在互聯網的搜索結果中,謝林的名字多數時候和一個軍事味十足的詞——威懾排列在一起。
1962年,前蘇聯在古巴設立進攻性導彈發射基地一事被美國發現,美國仔細權衡了前蘇聯的進攻可能並最終決定派兵攔截。兩國因爲核武器事件一度對峙,最後以前蘇聯的撤出告一段落。
“這個過程反映了謝林的工作成果。”重慶大學教授蒲勇健告訴記者,當時,美國預期能通過威懾解決危機,而前蘇聯也因此得以體面地退出。“威懾,不是想讓威懾的內容成爲現實,它的目的在於通過施壓讓對手退卻,從而爲自己爭取利益。”而謝林的工作,讓威懾理論有了博弈論這一精確數學模型的支持。
謝林的影響力從此開端。而此後,西方國家面臨國際爭端時幾乎都遵循這個威懾模型。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日貿易爭端”中,由於雙方實際都不想引起真正的衝突,美國就曾多次採取威懾方式,逼迫日本在對美國的市場開放問題上慢慢讓步。
奧曼幾乎是一個哲學家
和謝林咄咄逼人的威懾理論相比,奧曼的研究課題使他顯得更像一位謙和平淡的哲人。在奧曼的個人網站上,對自己的簡介不涵蓋任何頭銜,只是簡單的一句“一個死了老伴,現在有5個子女、17個外孫和1個曾孫的老頭子”。
而他的研究課題除謙和之外更增加了無數玄妙,多年的研究使奧曼把數學和經濟學的知識融會貫通,研究着像哲學一樣的命題,“規矩是怎麼形成的,人在什麼條件下才會遵守規矩”……
和哲學家不同的是,奧曼爲這些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嚴格的數學模型,他的數學才能還證明了19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完全經濟競爭”,“爲什麼充分競爭是資源配置的最好方式”,奧曼用博弈論的模型證明了這一點。
據蒲勇健介紹,在1994年,奧曼曾經以微弱的票數敗給納什,與當年的諾獎擦肩而過。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說,在納什之後,今年的獎項頒給奧曼,象徵着對所有研究博弈論基礎理論學者的肯定。
然而,大師的上場卻爲以後博弈論學者的繼續獲獎增加了難度。事實上,在納什之後,在博弈論基礎理論上的創新就成了難題。
爲什麼美國人頻頻得獎
奧曼和謝林的獲獎再次提升了美國學者在國際經濟學界的地位,奧曼雖然擁有以色列和美國的雙重國籍,但還是脫不開美國經濟學家的影子。
到現在爲止,美國經濟學家一直是諾獎的主力軍。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頒發以來,共有55位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獲此殊榮,這些獲獎者的絕大部分來自於美國,例外的情況是:1975年度獲獎者來自前蘇聯,1998年度獲獎者來自印度,2002年度獲獎者來自以色列。
“這是必然的結果,”李稻葵說,“學術研究就像奢侈品,美國人在這個領域投入最多。”此外,經濟學以社會運動和社會現象作爲研究對象,哪個經濟體最活躍,哪個經濟體的學術研究就更引人注目。因此,和美國經濟學家相比,國內學者與諾獎的距離還太遠。
而姚洋則提到研究內容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經濟研究主要關注經濟發展問題,但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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