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中產階層在社會中所佔的比例爲11.9%，近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推出的《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公佈了這一數據。
該書主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主持的“中國社會變遷與中國都市中等收入羣體的成長”課題組，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武漢5大城市的居民進行了抽樣和電話訪問，完成了3038份問卷調查。
該課題組是依據以下標準得出中國中產階層佔11.9%這一結論的：經濟上月收入5000元；職業爲事業單位管理人員或技術專業人員、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
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宛麗，從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工作及勞動方式、就業能力、職業權力、收入及財富水平、消費及生活方式和社會影響力7個層面綜合考量，認爲目前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類似西方的中間階層，即中產階層，大致佔我國目前就業人口的13%～15%。“目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有效百分比在11%～19%之間，最多不超過20%。”周曉虹說。
調查顯示，人們心目中中產階層所從事的職業排在前列的依次爲私營企業主、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人員、黨政機關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而對於中產階層所應該具備的經濟條件，被調查人員沒有明確的看法，有30.6%的人認爲“說不清”，21.2%的人認爲“50萬元以上”，19.3%的人認爲“100萬元以上”。
張宛麗認爲，在我國，如果中產階層能夠達到就業人口的30%左右，就能夠成爲推動現代化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形勢、定型社會規範及主流社會價值觀的社會結構的主體力量，“這個比例是理想的橄欖型社會中中產階層的最佳比例。”
八成大城市居民自以爲是“中產”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認爲自己是中產階層，其中，自認爲屬於中上層的佔14%，自認爲屬於中中層的佔43.1%，自認爲屬於中下層的佔28.4%。
該書作者之一，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沈暉認爲，這個數據說明當前我國的“中層意識”佔據了社會主流。
對於有這麼高比例的人自認爲屬於中產階層，沈暉分析，這主要是因爲當代中國人的社會心態是穩定的，儘管存在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但這種不均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改革開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另外，這與中國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關，富的不說自己富，窮的不說自己窮，覺得自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自然屬於中間位置了。
調查還發現，認爲自己屬於“中中層”和“中下層”的共佔68.6%，“人們的自我階層認同有向下傾斜的趨勢。”
沈暉認爲，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居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與佔我國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相比，城市居民是改革開放更大的受惠者。因此，無論是同改革開放前的城市居民相比，還是同農村人口相比，目前城市居民的社會地位都應該是“升”而不是“降”。“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城市居民既沒有拿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對比，也沒有拿自己的生活與農民的生活對比，而是以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富豪階層作爲自己生活變化的參照物。這樣一比，自然是社會地位‘下降’。”沈暉說，人們一般不會“向下”或者“向後”尋找參照物，而只會“向上”或者“向前”選擇參照物，來判斷自己社會地位的升降。
沈暉認爲，改革開放以來，有一部分人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突然暴富，人數雖然不多，但掌握了巨大的社會財富，登上了金字塔的頂端。這讓那些辛辛苦苦、靠自己勞動獲得收入的人們感到自己被拉開了距離，生活水平下降了。“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頂端的富豪，大多數城市居民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還有一個原因是，多數城市居民以內心期待的生活作爲參照物。”沈暉說，不斷增加的經濟增長數字和頻繁更新的經濟發展目標，促使人們爲自己未來的生活狀態勾畫出美好圖景。但當人們將這種期待的生活狀態與現實中體驗到的生存情況相對比時就會發現，許多很沉重的生活成本都在預料之外，比如一路攀升的房價、沉重的就業壓力、居高不下的藥價等，現實不如預想的美好。“媒體也在不斷刺激人的慾望，鼓吹消費，對社會大衆也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在這些情況下，大多數城市居民不得不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
沈暉認爲，“自我階層認同向下傾斜”是人們在生活中體驗到兩極分化差異時的一種反映，有可能構成社會衝突的隱患。
中間階層發育面臨公平性考驗
我國中產階層在雛形期就遭遇了“權力排斥”的情形。張宛麗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之後，我國開始全面引進市場機制，“在這個背景下，我國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分配機制和利益羣體的分化。”
“我國最初出現的準中產有兩大羣體，一部分是私營企業主，另一部分則是‘下海’者。”張宛麗通過調查發現，私營企業的發展機會比國有企業少得多。“私營企業主要獲得銀行貸款比國有企業難得多”，國營企業背後是政府，銀行更信任國有企業，而認爲私營企業信譽低。這樣一來，私營企業主需要花很大代價跟相關的政府官員搞好關係，通過這種交換來換取自己發展所需條件。這可以說是權力排斥的一種現象，即體制外的人要獲得相應的發展機會，所需要的成本要高於體制內的人。
“還有一部分中產，是通過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獲取較好社會地位的。”張宛麗說，當年第一批“下海”的人中不乏這種情況。“就是因爲有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和背景，他們可以藉助其權力資源優勢，在體制外的市場上輕鬆、便宜地獲取高回報的地位收益，從而進入中產階層。”
某單位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第一批下海者中的一員，當年他直接辭職，因爲其父母是國家計劃經濟部門的高級幹部，給他提供了當時社會鋼材緊缺的信息，並幫助他獲得了相應的批文，使他下海後第一筆生意就賺了幾十萬元。在之後的發展中，憑藉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事業做大並進入中產行列。
張宛麗說，目前中產階層的進入門檻已經出現了權力排斥問題，這個門檻對社會成員來說，就是發展機會問題。“發展機會上的不公平導致了社會地位分配結果的不公平”。
張宛麗認爲，我國現階段社會結構中還出現瞭如一些學者指出的“精英聯盟”的現象。“地方財政需要擴充，瞄準了市場。而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中小私營企業已經開始要做大，他們需要獲得政府的支持。這樣，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就有可能意識到以各自據有的行政權力資源和市場經濟資源相‘交換’，以求共贏並獲得更多的利益回報，繼而形成利益聯盟。”
張宛麗舉例說，目前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現象。在某一種商品社會需求旺盛而資源短缺時，在缺乏公共監督和規範運作的背景下，特別是存在“雙軌制”運作機制的情景下，這種事情極易發生。各地頻頻發生的交通部門領導貪污腐敗案件也有類似性質。“這種聯盟實際上控制了市場發展機會，那些中小企業主和無背景的原下層者，很難憑藉自我奮鬥獲得發展。這就是時下中國中產階層發育中遇到的一種特定結構現象。如果你有權力背景，你的發展空間就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則小，且前景難以預測。”
正是因爲如此，張宛麗對我國中產階層的發展並不樂觀，“今後10年是我國中產階層發育的關鍵時期，如果不順利，我國的中產階層有可能被撕裂，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結構向公平性的橄欖型發展。以中產階層爲主要成分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的意義在於，社會大多數成員可以依靠個人後天的努力，公平分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積極成果；而居於橄欖型結構中間層的中產階層，恰恰是依靠自身的後天努力，掌握了較多的社會文化、專業技術資本，在市場上靠敬業勞作換取較高報酬，並因此獲得較好的社會地位評價，彰顯社會公平分配的一個功能羣體。”
我國部分中產想當官
“我國的中間階層有些‘官本位’取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宛麗用“中間階層”來指代我國現階段雛形期的中產階層。
她認爲，我國目前存在3種社會文化及價值觀“打架”的情況，在“官本位”文化、現代市場導向的價值觀和傳統社會價值觀之間，“官本位”文化佔據着相當重要的地位，以至於很多單位的評價機制存在着一種潛規則：只有坐到了管理者的位置纔算成功。
張宛麗在研究中多次發現這種情況：曾經有個學計算機的小夥子，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國際著名IT公司北京分部工作，沒過幾年就辭職了——這個公司的評價機制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原來，在這家公司有個不成文的觀念，如果一個員工兩三年之後不能被提升爲銷售經理，就不成功。“這個小夥子只想在軟件開發上有所成就，不在乎是否能當上管理者。雖然他也被提升爲銷售經理，但這並不是他所期望和擅長的，而是潛移默化的‘官本位’評價機制造成的。”張宛麗說。
張宛麗認爲，由於我國目前實行“雙軌制”，處在一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同時伴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這種“潛規則”的作用特別大。
體制內的人更易感覺不公平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發現，隨着改革開放的推進，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那些吃“皇糧”、拿工資、享受社會保障的人，有明顯的“相對剝奪感”。他們感覺自己開始向社會中下層滑落。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調查的受訪者從工作單位的類型上分爲體制內就業者和體制外就業者。“一般認爲體制外就業者收入差距大，人們的不公平感要強。”周曉虹說，而體制內就業者收入較爲平均，人們體驗到的不公平感本應該相對弱一些。但從調查來看，情況恰恰相反。
“體制外就業者的收入差距大，人們認爲這種收入差距是一種激勵機制，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望提高收入。”周曉虹說，而在體制內，人們首先對不同單位、不同部門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見。其次，對本單位內部的經濟分配也頗多怨言，對於誰提升了、誰加工資分房了有很多抱怨。“這說明，當前社會不公平感的產生根源是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
周曉虹認爲，中國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變成了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階段。差距過大的貧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過程，都會激發人們的“相對剝奪感”，而相對剝奪感的存在，則是社會穩定的隱患。
沈暉認爲，相對剝奪感這一問題在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時期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改革本來就會傷害到一些羣體的利益。社會所要做的，則是把“相對剝奪感”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把“相對剝奪感”的持續時間也減到最低限度，以最大可能防止社會衝突。
中產比中產以下階層日均工作多兩小時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顯示，我國中產階層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工作時間顯著多於中產以下階層。
沈暉認爲，從滿足中產階層的3個單項條件來看，只滿足“月收入5000元”條件的可以稱之爲收入中產，單純滿足“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條件的稱之爲學歷中產，單純滿足“職業爲事業單位管理人員或技術專業人員、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條件的稱爲職業中產。
調查樣本總體的人均工作小時爲每天6.79小時，而收入中產平均工作時間爲8.04小時，職業中產爲7.58小時，學歷中產7.27小時，進入收入、職業、學歷三重意義上的標準中產階層，日均工作時間則高達8.51小時，比中產以下階層的日平均工作6.46小時高出2.05小時。
此調查結果顯示，中產階層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
與工作時間長相對應，中產階層睡眠時間相對稀缺。調查顯示，中產階層的平均睡眠時間爲7.25小時，低於中產以下階層的均值7.51小時。
對此，周曉虹認爲，這是由於中產階層的“成就動機”比中產以下階層強烈造成的。中產階層具備了較高的文化、技術素質，有能力改變生活，這也促使中產階層更拼命工作。“中產以下階層努力工作獲得預期受益是有限的。”
“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實現，中產階層的這種追求更爲強烈。”周曉虹說，年收入達到10萬元後會期待年收入50萬元，達到後會追求更高的收入，這種頂峯體驗的不明確推動中產階層努力工作。
周曉虹認爲，中產階層還有地位恐慌的特點，爲了掩飾這種恐慌，中產階層用諸如旅遊度假等方式放鬆，“中產階層的悠閒都是用更長時間的忙碌換來的。”此外，中產階層在消費上比中產以下階層要多，所以經濟上的壓力也可能更大。“比如一個白領，爲了維持高水平的生活，可能會去買房買車，這樣肯定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工作，壓力自然也就大。”
中產多出自：經理人員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
“中國中產階層羣體的出現基本上是1978年之後的事情。”《中國中產階層調查》主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說。從前景來看，經理人員，公務員，各種專業技術人員如律師、教師、工程師等，將是我國中產階層的孵化器。
周曉虹說，中國目前中產階層的構成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形成單純的“白領”階層，而是“雜領”，包含老式中產階層和新中產階層。我國的老式中產階層如私營企業家、鄉鎮企業家及小業主等的產生，是改革開放後市場轉型的結果。而新中產階層是一個以知識和技能謀生的階層，包括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階層等，具有現代性、知識性、專門性，可能獲得優厚待遇。
是否一進入上述職業羣體就能進入中產？周曉虹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爲，進入這些職業羣體的還必須是成熟的從業人員。
“中產”界定的其他版本
國家統計局版：界定標準——家庭年收入6萬元至50萬元
2005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佈：“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羣體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計算)的標準。”
此標準來自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這項調查歷時4個多月，發放問卷30萬份，有效問卷263584份。
據相關人員解釋，“6萬元～50萬元”標準的測算起點，來自於世界銀行公佈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GDP起點(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經過換算，我國中產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最終被界定出來的標準是6萬元～50萬元。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將擴大到45%。
社科院版：現代中產階層只佔4.1%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推出的《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從職業、收入、消費及生活方式、主觀認同4個標準來推算當前我國社會中產階層的比例。
從職業的標準來看，10類職業中有5種屬於白領職業，分別是黨政官員、企業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從事這5類職業的人所佔比例爲15.9%，稱之爲職業中產。
收入狀況在當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經濟條件較好的人，能夠維持較體面的生活，這些人可以算是收入中產，比例爲24.6%。
家庭擁有現代家用電器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成員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根據這一指標，消費中產的比例爲35%。
認爲自己社會地位屬中產的比例是46.8%。
綜合上述4個指標，即某個人既是職業中產，又是收入中產，同時也是消費中產和主觀認同中產，才被歸爲中產階層的話，那麼當前中國適齡社會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義上的現代中產階層標準，如果加上老中產階層(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費達到小康並認爲自己的社會地位處於中等或以上的個體工商戶)，中產階層比例達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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