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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所得稅征收上,『富人多出』既是世界慣例,也是輿論多年來形成的共識。可喜的是,政府不但沒有對此持疑義,而且還在實踐上(利用提高起征點)向這個慣例靠近了一小步。可是,8月28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刊登了一篇題為《富人多征稅難以操作,霸王硬上弓可能付社會成本》的文章,讓人大跌眼鏡。
該文觀點如下:『表面上看來,對富人征稅天經地義,事實上卻是難以操作的。在此前討論開征遺產稅時,已經充分揭示了財產隱秘性給征稅帶來的巨大困難,此時如果要霸王硬上弓,很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成本,對一個急需拉動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來說,貿然對富人征收重稅也是有待商榷的。』
向富人征個稅,當然要比從上班族的工資中直接扣稅麻煩一點,但『麻煩』就可成為『不操作』的理由嗎?在制定政策上避難就易,是改革開放初期為打開改革突破口不得不采取的辦法,到了當下這個『改革正在過大關』的時代,這個『很多問題再繞就繞不過去』的時候,已有的習慣做法必須改變。改革不是開車兜風,當然有難度,我們已經到了知難而進、越是難點越要攻克越不能回避的時候了。
從這個角度看,拿『富人財產相對隱秘導致遺產稅難以開征』作論據是非常牽強的——騎自行車、租房或住廉價房的人,難道和開寶馬、住別墅的人很難區分嗎?文章說,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向富人征稅,很可能導致更大的社會成本。但我要問:中國的貧富分化已經超越國際認可的警戒線是不是社會成本?現實社會中彌漫的仇富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矛盾是不是社會成本?不但是,而且是更大的、越積累代價越大的社會成本,為了小成本而忽略大成本,這不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短視行為嗎?
文章還說『對一個急需拉動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國家來說,貿然對富人征收重稅也是有待商榷的』,筆者更持反對態度:這種發展觀是典型的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發展觀。這種不擇手段的發展觀,已經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中央正在以科學發展觀來大力糾正和取代它,如果現在仍要用這種發展觀來指導個稅改革或政策的制定,是在開時代的倒車。
至於讓富人多繳一點個稅就是『征收重稅』,這就更可笑了,如果中國的富人以前交的稅很重,怎麼會出現『10%的富人掌握著中國70%以上財富』的局面?如果連個稅都不讓他們多繳,這種財富倒掛的現象將進一步加大,照此下去,總有一天會出現5%的富人掌管全國90%財富的可怕局面!
還有,難道富人投資纔算投資,而錢在窮人或中產者手裡就算垃圾或影響經濟發展了?不。窮人脫貧和過上有基本尊嚴的生活遠比富人更富重要得多。不少有識的經濟學家都在呼吁,為避免中國經濟在下一階段的緊縮和滑坡,必須藏富於人數眾多的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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