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人力資本將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進步起決定性作用,對知識的投資也將獲得最大的回報。”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這位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近日在北京大學演講時如是說。
人力資本將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
貝克爾今年75歲,這次做客北大,也是他在時隔24年後,第二次來到北京。他演講的主題爲“知識、人力資本、人口和經濟增長”,其核心觀點是,人力資本將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資本”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絕對清晰的定義,但一般來說,它包含的主要方面,是人的知識、技能、生產能力、價值觀、態度等構成人的質量的因素。
貝克爾用大量統計數據證明,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學校教育、職業培訓及成人教育等,都已經獲得了越來越高的回報率。在現代經濟中,技術和人才已成爲經濟發展最爲關鍵的要素。以美國爲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在工資增長方面似乎變化不大,甚至高學歷者的工資增長,還一度出現下降的趨勢。1979年,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寫了本名爲《教育過度的美國人》的書,書中認爲,高學歷者工資水平相對下降,是因爲受了過高的教育所致。“但是”,貝克爾說,“這本書問世的第二年,情況就出現了變化”。高學歷者的工資快速增長,到20世紀末,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如今,人力資本的投資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中,已佔有很高的比例。
在北京大學,面對衆多學子發表這樣的演講,有其獨特的意義。今天,畢業生就業難已成爲困擾中國大學生們的普遍問題。不少學生在提問時,都提出了就業市場上高學歷者難找工作的現象。
貝克爾認爲,應當用長遠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在未來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投資知識的優勢終究會顯現出來。
經濟發展會帶來社會價值觀與道德的變化
有人將貝克爾的經濟學理論稱爲“經濟帝國主義”,即他傾向於認爲,用經濟學方法(比如每個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場平衡等)分析其他社會現象,比如家庭經濟、犯罪問題等。在演講後的專訪中,本報記者把話題引向社會價值觀、社會道德的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
貝克爾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他說,經濟增長與社會道德、價值觀變化的關係是雙向的,經濟增長會改變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也會改變經濟增長。中國人具有很多傳統美德,比如勤勞、誠實、注重家庭等,這些都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優勢所在。而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一些負面因素必然隨之而來,比如犯罪問題、傳統價值觀的喪失等。他認爲,有一些現象是必然要產生的,諸如離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社會保障系統出現問題等,而且,隨着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這些問題也會更多地出現。“問題是否可以解決?是的,我相信可以,但中國需要爲此做好準備,中國不會絕緣於這類問題”,貝克爾說,“它們曾經發生在先富裕起來的香港和臺灣,也會發生在大陸……人們必須對此加以注意。”
美國不應該對中美貿易增加限制
貝克爾還回答了有關中國經濟模式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等方面的問題。他認爲,出口導向型經濟對中國是有益的。“中國積極融入全球經濟,不但向海外市場大量出口產品,同時進口產品也很多。對中國來說,開放其經濟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
他指出,相對而言,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美國花了數十年時間,纔將其經濟結構由以製造業爲主轉向以服務業爲主,美國和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並不相同。未來幾十年內,中國經濟如果繼續發展,就必然會像美國、歐洲或日本那樣,製造業的比重逐漸降低,服務業的比重不斷提高。“而在中美貿易問題上,我認爲,美國不應該對中美貿易增加限制,例如對紡織品設限。對美國來說,採取自由貿易的立場,對其經濟發展更加有利。對中國來說,道理也一樣。”
貝克爾也談到中國發展面臨的兩個問題:第一,貧窮國家相對更容易發展,因爲可以借鑑發達國家的技術,具有後發效應,但當窮國逐步富裕起來後,就不可能永遠借鑑,而需要發明自己的技術;第二,中國經濟也存在着弱點,如資本市場、銀行系統及國有企業等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也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有利。”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不斷流露出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讚賞,和他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他說,北京的變化超乎他的想像。這位滿頭銀髮的經濟學家興奮地表示,“我下次再來這裏時,一定不會再像這次這樣,間隔那麼長的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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