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召開的《財富》全球論壇是國際商界領袖的大聚會，同時成爲外國媒體對新世紀中國的一場大直播。《財富》、《新聞週刊》等雜誌近日紛紛把封面讓給中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次對中國進行爲期一週的全方位報道，英國廣播公司兩個月前也舉辦了特別活動“BBC中國周”。世界傳媒如此密集、大規模地討論和解讀中國，當然不是偶然的。
早在1995年《財富》論壇創辦之初，《財富》雜誌就爲挑選舉辦地制定了標準：不一定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一定要是經濟發展最富活力的地區。論壇三次選擇在中國城市舉辦，和當今世界經濟的這一最大亮點形成了契合。經濟活動最具有突破意識形態的力量，回顧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經濟中國”的客觀因素往往最多，也爲外界認識中國提供了相對真實的材料。如紡織品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現在都能聽到很多爲中國鳴不平的聲音了。中國不再被簡單描述成奪了別國飯碗的市場破壞者，對中國的關注出現了很多新的角度，這既影響了各國民衆對中國的瞭解，也對各國的對華政策具有積極的塑造意義。
然而意識形態的障礙是實實在在的。歐洲一些媒體本月炒作“中國間諜網”就是很生動的例子：比利時一份刊物僅根據“匿名歐洲情報來源”，就認定魯汶大學的700多名中國學者是經濟間諜。如此離奇的故事被編造出來，就是因爲中國的發展讓一些人產生了驚訝、嫉妒乃至恐懼。即使是相對客觀的報道，有的也把中國放在
了對立面。最新一期《新聞週刊》關於中國報道的主題是“世界能應對中國嗎”，這個說法所表現出來的潛意識，就是對“中國和西方不是一夥”的警惕。在其系列報道之一《美國需要怎麼做》中，作者仍在探討中國“欺負別國、激怒鄰邦、恐嚇世界”的可能。可見“中國威脅論”對西方媒體的影響之深。
對於這些負面報道，我們不必過於焦慮，也不必認爲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關注就一定是成心挑我們的刺。事實上，對中國瞭解不夠不僅是西方民衆的問題，而且首先是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問題。即便有人懷有客觀報道中國的初衷，在總體上帶有偏見的西方輿論的大環境中，出錯的概率也是相當高的。就連德國大學者馬克斯·韋伯，當年也曾預言中國不可能適應自由的市場經濟，原因是儒家學說與市場經濟無法調和。韋伯已經作古，他如果還活着的話，現在肯定不好意思重複同樣的話了。
無論外界現在對中國還有多少誤解，我們都有必要多一些氣度，多一點耐心。
不管這些輿論產生的過程怎樣複雜，聲音有多大，當中國與世界的接觸面越來越大、關注中國的人越來越多時，傳遞出的信息也必然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有力量，真實的中國形象總會將各種誤傳戳破。世界變了，一個謠言就能矇騙世人的時代過去了，一場新聞發佈會就能使世界相信一個真實信息的時代也過去了，塑造一個國家的形象尤其成爲漫長複雜的過程。因此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做好了事情，我們就有理由樂觀。因爲只要我們發展，世界必然會關注我們。而用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的話說，在新經濟時代，獲得注意力就是獲得一種持久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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