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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加。1988年到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166.03元增至7278.75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了2.45倍,年均增長率達6.17%。同期,伴隨著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數從0.23068增至0.39196,增長了約1.7倍,年均增長率為3.6%,高於同期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增長速度。
同全國的情況類似,天津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中持續擴大。從1988年到2003年,以人均GDP表示,天津的經濟增長速度每年保持在10%以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329.7元增至10312.91元,扣除物價因素後,年均增長率為6%左右。相應地,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數表示從0.23047增加到0.41044,上昇了92.69%,年增長率為4.47%。
收入差距擴大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並且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在我國處於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雙重轉型的背景下,影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無疑可以歸為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兩大類。其中屬於經濟發展的因素,如產業結構轉換、人力資本積累等;屬於體制改革的因素,如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國有企事業單位內部分配體制的改革等。
職務、教育程度和行業已經成為當前影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
通過對天津市城鎮居民的抽樣調查表明,職務、教育程度和行業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職務已經超過了行業成為當前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定量分析表明,職務特征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最大,達到了24.52%。導致職務貢獻率增大的原因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來,大量的外資企業湧入中國,這些企業的收入分配完全是市場化的,即收入的多少主要取決於職務的高低;二是『十六』大以後,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大大提高,從而使得個體和私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民營企業的收入分配機制與外資企業類似,基本上是收入與職務掛鉤;三是近年來國有行政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內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不同職務等級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拉大。由於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職務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趨勢上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個體和私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國有部門內部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深入,職務的影響還將進一步增大。
其次,教育程度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排在第二位,為9.55%。導致教育程度貢獻率增大的原因包括:(1)隨著市場化改革深入,勞動力市場日益完善,教育成為了識別勞動力素質的重要因素,從而也就成了決定勞動力收入的重要因素;(2)在勞動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教育程度又是決定個人職務和就業行業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就業的行業越好,職務越高,而行業和職務又直接決定著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對城鎮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差距的影響日益增大,從側面反映出我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導致知識收益率在增加,同時也反映出社會對知識的重視程度在增加。教育程度對居民收入水平決定作用的日益增大,必然會引導城鎮居民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更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
最後,行業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排在第三位,其貢獻率為6.62%左右。行業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的機制在於,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結構轉換與昇級,即隨著經濟發展、技術進步以及消費結構的變化,一些新興的、技術含量高的產業蓬勃發展起來,同時一些傳統的、低技術水平的行業逐漸衰落。行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波及各行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收入差距。在我國,受計劃體制的影響,行業收入差距除了受正常的產業結構轉換與昇級的影響,行政性壟斷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一些由於行政乾預而處於壟斷地位的部門,如電力、電信、郵政等憑借其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利潤,從而使得這些行業從業人員的收入水平高於其他行業。與前幾年相比,行業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有所降低,原因可能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各經濟領域的全面開放,由行政性壟斷所造成的行業差距有所減小。
調整收入分配的原則是『調整兩端、擴大中間』
鑒於目前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態勢,為此我認為調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是『控制兩端,擴大中間』,即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控制高收入階層收入的過快增長,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形成一個菱形收入分配結構體系。具體的政策建議包括:
(1)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失業保障的保障標准,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
(2)大力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多渠道、多層次地提供就業機會,廣開就業門路,減少非就業人員。
(3)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終身學習機制,鼓勵從業人員從事繼續教育,提昇高等教育收益率,進一步適應終身教育和建立學習型社會的需要。
(4)控制高收入階層收入的過快增長,主要是打擊一些高收入階層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資源獲取的一些非正常甚至非法的收入。可以對高收入階層消費的一些奢侈品征收消費稅,從而引導他們將資金用於生產性的投資,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
(5)大力發展銀行、保險和證券、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吸納更多的從業人員,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周雲波,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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