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者李曉明：我的消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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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最近有一個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一些年輕人喜歡穿阿曼尼、路易威登等名牌服裝，用路易威登手袋，用夏奈爾口紅，有什麼不對嗎？據中國品牌戰略協會估計，中國大陸的奢侈品消費人羣目前已達到總人口的13%，約1.6億人，主要集中在40歲以下的年輕一代。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也會提高。經濟學上不是講，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對生產具有反作用嗎？如果還是提倡“量力而行”的消費觀，如果節儉倫理還要“發揚光大”，那麼朱鎔基總理爲什麼曾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請求代表們支持他的工作，在北京多買些東西帶回去呢？
時至今日若還在倡導“省吃儉用”的消費觀，是不是背離了我國正採取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呢？
有人說，“過度消費給地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既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又加劇了環境的惡化”。但我認爲一味節約並不能最終解決環境問題，環境問題還應在發展中解決。消費是生產發展的原動力，不鼓勵消費，經濟得不到發展又怎能有利於解決環境問題呢？
有外國人說，中國的年輕人越來越注重穿着的品位，有朝一日肯定超過日本人，並且質疑：中國人已經取代日本人成爲世界上最狂熱的消費羣體了嗎？在中國，奢侈品消費時代真的已經到來了嗎？我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嗎？奢侈品也好，高消費也好，都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與時俱進的嘛！
目前我國正大力發展汽車工業，國家鼓勵汽車進入家庭，這不也會造成環境問題嗎？那麼國家又爲什麼實行鼓勵政策呢？事實上，適度高消費並不必然帶來資源的浪費；相反，節儉纔會帶來資源的浪費。想想堆積如山的商品堆放在倉庫裏沒人買，不是資源的浪費嗎？
“節儉是養德的重要途徑”嗎？老人們喜歡用“儉以養德”的古訓來要求今天的年輕人尚儉，這符合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消費倫理嗎？這有利於當下社會進步嗎？這有利於提高人們的生存質量和幸福指數嗎？
當前我國居民的銀行存款已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不是老百姓沒有錢不能增加消費，而是有錢不願用於即期消費，難道這種滯後的消費觀念不是已成爲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了嗎？
交流平臺：奢侈品消費時代真的已經到來了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李德順：換思路變觀念
我們有權追求“生活質量”，提高“幸福指數”，但這質量和幸福只在於物質的樣式嗎？能否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人的精神充實與安寧也包括在內，並且看得更重些呢？
讀者李曉明提出的是一個大問題，它反映了當代社會發展的一大困境，也代表了很多人內心的一大矛盾。的確，我們遇到了不少“兩難選擇”：彼此對立的說法各有道理，而我們的行動卻不能首鼠兩端，只能循一而行。
在這種情況下，哲學通常給人們的提示是：反思前提，自我超越。就是要去找到那個使自己走進死衚衕的路徑起點，再從這裏進行“批判”，找到能夠統一“兩難”的層次和角度，作爲新的起點。比如，在“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環境保護”之間，有沒有高於二者幷包容它們的方式？我想是有的，這就是“可持續發展觀”。
再如，我們劃分和評判消費的“高與低”、“適度與過度”、“節儉與奢侈”、“超前與滯後”等界限的標準中，原始的價值觀念是什麼？我們確定人的“生活質量”與“幸福指數”的時候，所依據的是哪個時代、什麼水平上的經驗和理念？如果反思一下，我想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消費的“高與低”要以什麼爲界？“適度與過度”的“度”在哪裏？可以離開現實去抽象地議論嗎？
我們有權追求“生活質量”，提高“幸福指數”，但這質量和幸福只在於物質的樣式嗎？能否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人的精神充實與安寧也包括在內，並且看得更重些呢？
政府在一個時期內，爲了發展生產而倡導消費，但這“生產”本身卻並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最終還是要找到生產、消費與資源、環境的關係，經濟、文化與社會全面發展相互協調的形式，難道這不是政府的完整目標和職責嗎？
“節儉與奢侈”有一個凝固不變的樣式嗎？它在過去和未來的表現有什麼不同？光“艱苦”不“奮鬥”顯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的奮鬥僅僅是爲了滿足眼前而犧牲長遠嗎？
消費及其觀念的“超前與滯後”，應該以誰爲準？難道應該不以我們自己的實際需要與能力爲準，難道應該盲目地追隨和模仿別人嗎？
由商家營造的阿曼尼、路易威登、夏奈爾等品牌，爲什麼一定就是好的？與金髮碧眼及其錢包相映成趣的品牌，換了人種和氣質不同的人，是否就一定爲美？“時尚”應該是盲目的嗎？爲什麼我們的創造力和追求，不可以主要放在打造自己的風格和樣式上呢？
總之，我覺得問題也許要用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觀念來解決。這個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觀念，是要以“人”，特別是以我們自己而不是簡單的“他人”爲本，把不能排除的(兩難)各方納入統一的視野，擴展我們的權利和責任，學會更全面的動態思考，而不要再在“二者必居其一”的對立中跳來跳去了。
從根本上說，人類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要探索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消費方式和有形與無形資源的利用(消耗)方式，而不是原封不動地繼續已往的方式及其觀念，才能繼續對幸福的追求。
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文軍：單純的經濟學原理不能解釋消費困惑
當代社會是一個典型的消費社會，其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問題決不是用單純的經濟學原理就能夠加以解釋和說明的。法國著名社會學家讓·博德里亞在其《消費社會》一書中就曾深刻地指出，當代消費社會有一系列不同於傳統生產社會的結構性特徵：在生產社會中，消費行爲是依據人的真實需求而作出的行爲選擇，但在消費社會中，消費與人的真實需求之間的關係會背離得越來越遠，商品及其形象成爲一個巨大的“符號載體”，不斷地刺激人的慾望並驅動人的行爲選擇，從而有可能使消費成爲一種非理性的狂歡，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我們所消費的不僅是一個物質的產品，而且也是一個象徵的符號，這種符號在某種程度上象徵着人們的身份或社會經濟地位。
所以，一旦消費背離了人們的真實需求，它就很可能會演化成爲一種具有象徵意義上的符號，如果這樣，所謂奢侈品消費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爲怪了。因爲在奢侈品消費中，人們追求的核心價值已不在商品的本身之上了，而是依附在商品使用價值之中的“符號象徵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確還很難用傳統的經濟學來解釋爲什麼有些人爲博得紅顏一笑可以一擲千金，但社會學知識可以告訴我們這種消費的背後體現的更是一種社會經濟結構和個人的道德價值取向。因此，消費不僅僅是一種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的行爲，它所起的也不僅僅是一種享受功能。正如博德里亞所看到的，消費是一個系統、一種道德、一種溝通體系和交換結構，它所起的是一種社會組織的功能。
那麼，就中國當下的社會而言，我們果真到了奢侈品消費的時代了嗎？對此，我個人的看法是持否定態度的。既然消費是一個多元而複雜的社會現象，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之中，出現形形色色的消費現象自然不足爲奇。但消費也是一個系統、一種道德和溝通體系，在我們這個多元而複雜的社會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大量的奢侈品被消費一空，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許多人還在爲爭取最基本的食品消費而奮鬥。即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消費也會在一種道德的張力之中變得有所節制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無限制地鼓勵人們的高消費。
最後，我想說的是，消費的確是一個最能體現時代性的動態概念。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都可能有自己所提倡的基本消費觀，但不管社會整合的力度多麼強大，只要社會分層永恆地存在，消費行爲就不可能是鐵板一塊。當所有人的消費都不是主要爲了真實的需求時，消費行爲的分化可能更爲複雜。提倡節儉與鼓勵消費之間其實並不矛盾，購買奢侈品也並不一定就是爲了體現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每一個人都有在自己所能承受的範圍內合法地選擇消費行爲的權利，既然社會都已經變得多元而複雜了，何必又去強求人們在消費行爲與觀念上的統一呢？
中央黨校陳文通：經濟增長不能靠少數人的奢侈消費
奢侈消費是人的全部消費的必要組成部分。根據恩格斯的劃分，消費資料包括三個層次：生存資料，享受資料，發展資料。這些都屬於必要生活資料的範疇。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它們的內容、水平、構成等是有巨大差別的。生存資料是維持種的繁衍和簡單勞動力再生產的生活必需品；享受資料是用於提高、豐富和變革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較高級的消費資料，包括高消費或奢侈品消費；發展資料是用於滿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除人本身體力和腦力的發展以外，還用於科學研究和藝術創作)的消費資料。
奢侈品是和生活必需品相對而言的，是高級的消費，有些奢侈品同時就是發展資料。在這個意義上，奢侈消費並不是“擺闊氣”和“浪費”的同義語。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間並沒有嚴格的或一成不變的界限。有些消費品昨天還是奢侈品，而今天則成了生活必需品。在詞典中，“奢侈”是指“花費大量錢財追求過分享受”。既然是“過分”，就或多或少包含着貶義。但是否屬於過度消費，只能由社會來評價。
怎麼看待提高消費水平和“勤儉節約”的關係呢？筆者以爲，無論何種生產方式，生產的最終目的都是爲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是文明進步的表現。消費的對象和消費的方式都是歷史的概念，都是與時俱進的。因此，在資源和生產力許可的範圍內，片面抑制消費，讓人們過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是完全不正確的。但是，不應當因此而否定“勤儉節約”的積極意義。當然“節約”的內涵和形式是變化的。一般地說，無論是私人消費還是政府消費，在不斷提高消費層次、滿足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的同時，始終應當提倡勤儉節約，反對奢靡之風。如果消費超過了資源供給能力，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那麼，這不僅僅是“地球的沉重負擔”，也使我們人類陷入困境。
怎麼看待擴大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呢？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看問題，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上的創新、經濟的不斷增長，都離不開水平和檔次越來越高的消費。在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中，基礎性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消費需求，包括合理的提高消費水平。
現在的問題是，消費需求不足主要不是奢侈消費需求不足，而是廣大普通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之所以如此是因爲，他們的工資、勞動者報酬、全部收入在增加值或GDP中的比例偏低，城鄉差別過大，缺乏消費能力。之所以有堆積如山的商品賣不出去，不是因爲抑制了高消費，而是廣大普通居民缺乏消費能力。不錯，我國居民儲蓄存款超過了10萬億元，但是隻有其中的20%到30%屬於普通居民。他們不是“有錢不願意即期消費”，而是囊中羞澀。因此，“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重點，是增加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爲此，就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若把經濟增長主要寄託於高投資和少數人的奢侈消費，從發展戰略上看，是片面的。
首都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辛向陽：奢侈品消費的趨勢與對策
中國改革開放27年的發展催生了一個龐大的財富羣體，他們具有奢侈品消費的能力。據中國品牌戰略協會估計，中國大陸的奢侈品消費人羣目前已達到總人口的13%，約1.6億人。有的學者估計，中國私人財產超過千萬元的人數有30萬；中國目前銀行的個人儲蓄餘額約12萬億元，這12萬億元的80%爲20%家庭所擁有，這些家庭都具有享受奢侈品的能力。
奢侈品消費，作爲一個時代的來臨，不是在一年兩年中完成的，而是一個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時間段。從這樣一個時間段來看，中國市場對於奢侈品的需求存在着一個巨量的空間。到2020年，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那時人均GDP爲3000美元，而上海、北京、廣東的深圳和廣州以及江蘇的蘇州、浙江的溫州等經濟發達地區人均GDP會超過15000美元。這些地區包括的人口在3億人以上。這一龐大的消費人口羣正在成爲潛在的奢侈品消費的基礎。難怪萬寶龍亞太地區總裁詹兆安講：“雖然目前奢侈品最大的消費國家是美國、日本，但5至10年後，中國將成爲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
中國之所以正在成爲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是因爲中國的發展使中國的市場成爲新興的、充滿活力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人們擁有財富的方式和速度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而擁有財富的方式和速度又決定着人們消費的方式與速度。一百年前，要成爲一個億萬富翁，沒有幾十年的努力和積累是不行的。這一過程異常艱辛，常人難以想像。美國洛克菲勒家族的創始人老洛克菲勒在20世紀初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成爲億萬富翁時講過一句話：“你不知道我有多少個不眠之夜，擔心結果如何。我們獲得的全部財富難以抵償這時期的憂慮。白天工作，夜間擔心。一週周，一日日，長此以往。”這種獲取財富的方式使他們在消費財富時非常節制。老洛克菲勒給他兒子的零花錢每週從不超過10美元。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人們擁有財富的手段越來越多，擁有財富的速度也越來越快：有的人靠資本運作、企業購併，在短短的一年內就會變成千萬、億萬富翁；有的人靠區區幾十元錢買了彩票，一夜之間就獲取了2400萬元；有的人靠炒外匯、炒期貨、炒債券在幾年內成爲千萬身價的富人；有的作爲職業經理人年薪高達上千萬元。對於這些人來講，財富的獲得是如此的簡單和迅速，以至於像是一場夢。財富不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而是在極短的時間內涌來的。正因爲獲得財富的迅捷性，他們在進行消費時往往會追求超前的享受，而不會過多地考慮消費的價格。
面對這樣一個“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慾無極”的奢侈品消費時代，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對策：
其一，對奢侈品的消費要有辯證的認識。奢侈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認識：20年前，擁有一臺25英寸的彩電就是一種奢侈的享受；10年前，擁有一部私人轎車就是一種奢侈的享受；5年前，擁有一套私人別墅就是一種不可企及的奢侈享受。但20年過去了，10年過去了，5年過去了，彩電夢大家都已經實現了，轎車夢很多人也已經實現了，別墅夢也有不少人已經實現了。現代人會奢望什麼呢？或許是擁有一部寶馬轎車，或許是擁有頂級豪宅，或許是擁有70萬元一臺的最新液晶彩電。這些看似奢華的夢也許用不了多久，在很多人那裏就會變成現實。
其二，對奢侈品消費的行爲不應該過分渲染。對一個經濟處於長期發展、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國家來講，對奢侈品消費行爲過多的渲染會帶來民衆負面的情緒，巨大的消費反差容易造成社會的不和諧。政府應當制定相應的政策特別是徵收消費稅的政策來調整消費的巨大反差，從而平衡社會心理。另外，政府應當鼓勵奢侈品的消費者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鼓勵他們通過公益性基金會和其他社會公益機構參與社會的救助和捐助。
其三，要澄清一個認識誤區，這就是認爲，既然奢侈品消費時代已經到來，就不需要再“省吃儉用”了。其實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奢侈品消費是一種個人消費行爲，而勤儉節約的消費觀是一種社會消費理念，兩者可以並行不悖。而且我們看到，在任何一個時代和國家，對於奢侈品的消費都會是少數人的行爲，它不會成爲社會的主流觀念，佔主流的觀念始終是節儉的消費觀和量力而行的理念。主流和非主流的消費觀念會同時並存，不會相互替代。再者我們還應該看到，有一些富人在消費奢侈品時並非完全是爲了個人享受，有的人還是一種投資行爲，也就是說通過奢侈品的消費獲得鉅額的利益。而有的人省吃儉用也是爲了獲得最初的原始積累，通過積累獲得創業的資本。在獲利的目的上，兩者又存在着一致的地方。
首都經貿大學蘭紀平：高消費中的是與非
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高消費景象，還要不要提倡節儉？如果在今日還要倡導“省吃儉用”的消費觀，是不是背離了政府一直在採取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經濟政策呢？這類提問的確具有現實的意義，值得我們思考與討論。
隨着經濟的發展，我們的社會裏正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追求高檔消費品。無論是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還是教育、醫療、休閒領域；從普通的人際交往到單位之間的各種活動，我們都能看到由高檔物品(特別是國際知名品牌)的方式在引領着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羣消費的潮流。
高檔消費品的普及與節儉精神並不相悖
在社會的經濟運行中，存在一個基本的循環：消費者從企業購買消費物品與勞務，企業用銷售收入支付員工的工資，貸款的利息及政府的稅收，並用取得的利潤維持和擴大生產，然後再向社會提供新消費品。即企業的生產決定着人們的消費，消費又對生產發生引導和促進作用。在此過程中，新的、相對於以往更加高檔的物品不斷被創造開發出來，既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高生產者的收入，又造就新的需求和生產能力。於是就有了電燈、汽車、席夢思取代油燈、馬車、土炕的高消費；時裝、洗衣機、手機取代馬褂、搓板、雞毛信的高消費；進餐館、旅遊休閒、健身美容取代昔日只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高消費。各式各樣的更高檔次的消費品不斷出現和逐步普及，標誌着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這也正是從事生產、發展經濟的目的所在。而這一切又是可以同崇尚節儉的傳統美德相容的。
所謂節儉意指人們花錢時的節制和儉省行爲。與昔日短缺年代出於無奈的節衣縮食不同。今天，隨着經濟的不斷髮展，節儉已更多地表現爲不同偏好下的消費者選擇。在經濟學的觀點看來：當人們的收入一定時，就確定了他們的預算約束。人們不可能超出預算約束去消費，因爲他們將無法支付。人們的消費選擇表現出各種交替關係：在預算約束條件下，當一個人花錢追求高檔時裝的消費時，他必將減少對其他物品的購買；另一個人沒有去買高檔時裝，而把節儉下來的錢買了書籍和電腦，也是在用另一種消費滿足自己。實際上兩人都有某種節儉，只是節儉的內容不同，這是由於兩人的偏好有所不同。但並不意味着誰的行爲和道德更高尚。生活中有些人把他們收入的更多部分用於儲蓄，就會減少現實的消費而增加未來的消費；另一些人貸更多的款用於即期的置房購車時，將令他在未來的遠期需要把收入的更多部分用於還款，亦表明了同樣道理。
至於政府部門有時提倡(而非強迫)把更多的錢用於儲蓄，有時提倡“擴大內需，鼓勵消費”，則是針對不同的宏觀經濟情況，希望引導民間消費活動。這又使得人們可在不同方向上的節儉和消費中作出選擇。
畸形高消費來自不受制約的公款花費
在現實的消費結構中，真正屬於畸形的高消費主要源於由公款付費的消費行爲。當前我們的社會中，有着龐大的各級政府機關，有着大量的由不同層級的機構主管的國有企事業單位。這些機關和單位掌控有大批的資源，除了正常的公務、投資活動開支外，還有大量的消費活動花費。
與私人追逐高消費時，權利和責任完全對等不同，在公款消費行爲中則無人對消費後果真正負責。此等自然屬性，早年的匈牙利學者亞諾什·科爾內稱之爲“預算軟約束”。凡在預算軟約束存在且缺乏有力的制約和監管的地方，不但容易產生“投資飢渴症”——表現爲政府部門偏好於多上項目，不考慮經濟和社會效益的經濟過熱；而且更容易出現“高消費飢渴症”——產生忽視代價、不計成本的追逐高消費的行爲。例如，有些經濟落後地區，官員的轎車、出行的排場卻不“落後”；有些地方的經濟結構中，減災賑災、基礎教育的發展水平很低，而歌舞廳、洗浴中心的豪華程度、營業額度卻很高；在不斷提高檔次的請客送禮風氣中，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物品的消費量、現金甚至外匯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此類高消費需求的驅動機制是公款私用，是掌勺者私吞大鍋飯，形成畸形的高消費行爲和結構，這是靠損害社會利益爲代價的高消費。如此追逐高消費，對整個社會的危害當然很大。因此，面對大量公家單位也是消費者的客觀存在，需要社會各方面實施有效的制衡和監督。包括制訂消費的標準，限制追逐高消費的行爲與範圍，查處違紀、違法的消費行爲。在一切公共部門中，不但不應該去搞“擴大內需，鼓勵消費”，而且永遠需要倡導節儉，使節儉出的資源能用於真正的公共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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