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不會有什麼大張旗鼓的儀式，但強勢美元政策在未來的幾年內將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直至消彌於無形。
無論是約翰·斯諾還是其他的什麼人來擔任美國財政部長，未來一段時間，都還會在口頭上奉行強勢美元的政策，但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爲了防止美元出現無序暴跌。斯諾近期關於強勢美元政策的講話聽上去怎麼都有些口是心非的味道，全然不像是在重申早先前財政部長魯賓提出的強勢美元這一神聖信條。
但是，公開放棄實行近10年的強勢美元政策無異於吹向拋售美元的號角，這如同在每張美鈔上印上了“半價”字樣。
基於上述原因，人們或許永遠都不會看到斯諾的前任保羅·奧尼爾所宣稱過的那種大張旗鼓宣佈貨幣政策改變的場面。奧尼爾曾經表示，如果美國貨幣政策發生轉變，他將租下紐約的揚基體育場、在銅管樂隊的伴奏下向全世界宣佈這一消息。
與此相反，布什政府則將坐視強勢美元這一概念逐漸淡化。自2000年1月以來，就再也沒有人相信美國的高層經濟決策者會爲美元的有序貶值而感到不安。強勢美元已成爲昨日黃花，不再是現行貨幣政策的代表。以幾乎所有標準來衡量，美元都必須從無法維繫的水平貶值，以緩解美國製造商所面臨的競爭壓力，並改變其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局面。
然而，在理想的逐步滑落和全面崩潰之間存在一條極其分明的界線，而最大的風險在於外匯市場中疾速積聚的巨大動能，以及匯率波動過度的趨勢。這正是全球央行官員們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強調：最令人擔憂的是匯率波動的速度、而非特定的匯率水平的原因所在。
強勢美元是對早些時候貨幣政策的一種批判。上世紀80年代，在全球各國對貨幣政策進行管理的高峯時期，《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定》儘管在初期獲得了成功，但同時可能也爲外匯市場的崩盤埋下了伏筆，並最終波及美國股票市場，直至引發1987年美國股市的危機。
魯賓當年制定的強勢美元政策實質上全面否定了以往那些試圖大範圍管理匯率的做法。魯賓此舉將貨幣價值的決定權從發達國家首腦們的會議桌上轉移到了貨幣市場的交易臺上。此後，美元的合理價值不再由各國首腦決定，而是由市場來決定。
此外，美國官員不再通過口頭干預來影響美元匯率。而作爲一種戰術，魯賓的前任曾有意通過這種做法來推高或壓低美元匯率。自魯賓就任財政部長起，他所發表的評論都可以歸結爲一句簡單的話：強勢美元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
魯賓從未暗示過美元升到什麼水平纔算是強勢美元。在他看來，強勢美元的根源在於它作爲一種投資工具所具有的吸引力，而不在於某一特定日期的相對價值。
魯賓對於干預貨幣市場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既有理論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上的理由。央行通過干預市場來達到影響匯率的目的絕不是一種成熟的政策，在實踐中也並不十分有效。儘管克林頓政府的幾任財政部長曾爲避免匯率大幅波動而聯合對匯市進行干預，但那更多地是爲了配合歐洲和日本央行的干預行動。
布什政府對於通過干預手段管理匯率的做法也一直不以爲然，儘管在減緩日元升值的問題上對日本入市干預的做法多次表示寬容。不過，未來我們可能看到的情況是，匯率的決定權將可能再次落入各國政府高層的手中，即便不決定匯率水平，至少也將左右匯率的走勢。
如果七大工業國和中國共同制定方案，以確保美元長期、有序地貶值下去，美國可能將很樂意予以配合。而與美元跌破100日元或歐元突破1.35美元相比，上述情況更有可能敲響強勢美元的喪鐘。鑑於人民幣基本釘住美元的匯率體系限制了美元兌一籃子貿易加權貨幣的全面走低，中國的參與將是上述運作能否成功的關鍵。
綜上所述，恢復各國政府在匯率問題上的協調行動可能是最好的選擇。單方面宣佈強勢美元的做法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確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時過境遷，政策也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因而，作爲上個時代的遺留物，強勢美元政策如今風光不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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