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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人看來,胡舒立的故事無論如何都像一部傳奇。與共和國相差無幾的年齡,個人經歷無處不隱約閃現國家命運的印記。
『胡舒立是最早覺醒的一批人,』一位采訪過她的周報主編談起胡舒立印象時對我說,『進入新聞行業後,盡管走過彎路,但她始終能夠把握住時代的潮流,並自覺地用職業記者的獨立思考和專業主義精神參與和影響著時代的變革。』
使用任何搜索引擎檢索,有關胡舒立的文章都達數千條。不過,與其他名人明顯不同,她的個人訪談和照片非常稀少,以致於許多跟隨她的傳說更像是一次次試圖向她靠近的努力,雖能感到氣息靈動,但卻難以洞察本質。
『原因很簡單,』胡舒立對《中國經濟時報》說,『我自己是新聞人啊,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可以報道的。』
北京朝外大街泛利大廈10層,偌大的平面上幾十張電腦桌被不高的隔離板劃分成不同區域,這是《財經》雜志和《財經時報》的辦公區。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發碧眼的外籍人士,《財經》雜志的實習研究人員。
大平面周邊並列幾個房間,胡舒立的辦公室就在其中。這是10月22日,一個晴朗的下午,窗戶外陽光明媚。
『在自己喜歡的媒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國經濟時報:古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你39歲離開《工人日報》,45歲創辦《財經》,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可以說是在不惑之年開始立業。這對一個通常意義上的中年人來說,是不是種冒險?是怎樣的機緣給了你勇氣?
胡舒立:這有什麼冒險的?我也不能乾別的事情,無論是去《中華工商時報》,還是創辦《財經》,都是因為我沒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好來做這件事。我沒有機會成本,所以,不需要什麼勇氣。
我這個人是比較保守的。如果說我在一個地方做,覺得做得很好,一般就『不動』,我一般都會傾向忠於自己服務的單位。
中國經濟時報:但在外人看來,你那時在《工商時報》做得很好啊,像對汪辜會談的采訪、一系列經濟事件和改革政策的報道評論、『金融家采訪記』專欄等的影響都很大,也為你贏得了『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的美譽。是不是本來做得很好,但又有了更好的發展機會?
胡舒立:我自己覺得不夠好。另外,還要看報紙本身是否處於上昇階段。
中國經濟時報:人到中年後,多數記者或走上領導崗位做媒體管理工作,或轉而從事一些相對穩定的工作,少有西方職業記者那樣的『常青樹』。不因為年齡的關系束縛自己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名記者,你覺得應該擁有什麼樣的自我期許?
胡舒立:我就不太在乎當什麼。比如說,在一個媒體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或者是當上總編輯就好,做普通記者就不好,我對職位沒有想法。我就是想在一個自己喜歡的媒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中國經濟時報:你喜歡的媒體是什麼樣呢?
胡舒立:第一,寫的文章可以發表,這是記者普遍的想法;第二,這個媒體是比較富裕的,這個富裕主要是指,報社要有足夠的編輯部預算,支持我去現場采訪,使我不需要讓被采訪對象出錢纔能采訪。第三,這個媒體從整體來講,具備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和高水平報道,因此可以令我感到自豪,願意為之奉獻。我出來創辦《財經》,很大程度是出於這樣的想法,和朋友們一起辦個我們喜歡的媒體。
中國經濟時報:《財經》的編輯費用是否比較寬裕?
胡舒立:那當然。所有我們的采訪計劃,都是可實現的。
中國經濟時報:費用的預算是固定的嗎?
胡舒立:不僅是固定,而且充裕,標准比較高。因為新聞必須有現場,而現場采訪的前提就是編輯部費用充裕。我覺得,個人的工資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編輯部費用充裕,要表現在所有編輯記者的工資水平高於行業一般水平,以致於你可以穩定這支隊伍;同時記者可以去任何有必要去的地方出差,足夠的采訪費用使你在競爭中永遠有比別人更優越的機會。
中國經濟時報:你對職業記者怎麼看?
胡舒立:我覺得當記者挺好啊。但就是要在你喜歡的媒體,發表你喜歡的文章,並且有充足的采訪費用。在美國,很多總編輯退下來後改當專欄作家,我們稱之為『能上能下』,其實這不是簡單的『能上能下』問題。專欄作家每周只寫一篇文章,沒有壓力,有不低於原先總編輯的工資,有高標准的旅行預算。為『官』而不以官為『本位』,關鍵還是媒體提供不同的崗位,不同類型的施展纔能的機會。
『經濟不僅是新聞題材和報道對象,而且是一種分析方法。「到位」是《財經》的一個基本標准』
中國經濟時報:創刊至今,《財經》的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胡舒立:我自己沒有總結過,只是覺得《財經》發展挺艱難的,每天都是一個階段。創刊之初,感受到的競爭不是很激烈,現在的競爭比較激烈。
中國經濟時報:什麼時候開始有了競爭加劇的感覺?
胡舒立:沒有明顯的時點。或許與互聯網的發展有關,傳輸及時和方便閱讀有利於媒體的資訊獲得。當然,互聯網的海量信息也有助於我們寫出更高質量的報道。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什麼是高質量的財經報道?
胡舒立:財經報道應該做到對中國經濟轉型有比較如實的描述和記錄,《財經》力圖不簡單化,對復雜事物有清晰描述和准確記錄。
中國經濟時報:許多人認為,《財經》的強項是『敏感到位的經濟政策分析+揭黑報道』,從創刊號的『瓊民源』到後來的『君安震蕩』、『基金黑幕』、『銀廣夏』、『莊家呂梁』、『億安科技』『藍田』『德隆』等,揭黑報道似乎一直是《財經》最有威懾力的『重磅炸彈』。在編輯方針上,《財經》對宏觀經濟政策變革、事件或人物報道如何定位?
胡舒立:我們自己不這樣分類。我們主要分成這樣幾種,一是調查性報道,對某一事件進行調查,然後把事實真相說清楚,通過案例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比如,我們最近的封面故事《珠光訟案》,調查前後持續了三、四個月,文章成熟後等待時機刊登。調查性報道可能包括你說的批評性報道。二是事件性報道,即當新聞事件發生後,立即做出反應,但時間比較短,不是研究完整的案例,而是記敘和分析正在發生的事件,分析背景、深層原因和未來走向。比如,前段時間我們發表的《逐鹿廣發證券》。三是對大的政策變局進行前瞻性報道分析,比如,我們10月初做的《鄉權之變》,講述隨著稅費改革的深化和農業稅的取消,農村基層政權將會發生的變化,政策性比較強,屬於趨勢性報道。此外還有人物專訪,必須是非常權威的人物,正式接受《財經》專訪,而且必須談得很有份量,這也是我們的重頭報道。
中國經濟時報:我們注意到,除經濟事件和財經人物外,政治、法治、社會、人文的非財經類命題也會成為《財經》的著眼點。比如,刊登《鄉權之變》的那期雜志就有《中國精兵之路》;刊登《珠光訟案》的那期則有《黑龍江省高層『換血』》,分量都不小。《財經》如何把握重心?
胡舒立:《財經》基本還是關注經濟問題。經濟不僅是一種新聞題材和報道對象,而且是一種分析方法。
中國經濟時報:《財經》的文章不但展示了專業水准和鋒芒,而且,『獨立、獨到、獨家』的辦刊方針為雜志贏得了尊嚴。在你看來,《財經》成功的秘訣或者因素是什麼?
胡舒立:沒有什麼秘訣啊。成功應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內容,確實建立了權威性,形成了影響力,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標准;二是經營,就是建立了品牌,有了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想從這兩個方面講,《財經》可能可以算是初步成功了,但是未來路還長,挑戰還很多;而且,成功本身,偶然因素是非常大的。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成功本身都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一定是不斷摸索、不斷反省、步步為營的過程。我看網上有些分析文章,把《財經》的『精心運作』,寫得挺神乎其神的,我看了都很驚奇。
中國經濟時報:《基金黑幕》後你曾寫過一篇評論《批評權、知情權和新基金使命》,認為媒體的批評權、公眾的知情權遠遠大於利益集團自賦的或他賦的歷史使命。現在,媒體面臨訴訟官司的現象很多,《財經》亦未幸免,從世紀星源到海南凱利,媒體的話語權、報道權受到了挑戰。
胡舒立:有些官司已經判了,我們輸了。有的還在進行中。我覺得,我們輸掉的幾起官司,確實讓人覺得不服氣,顯示了法律在維持媒體監督權方面的缺失,令人感到遺憾,但中國的媒體批評報道出現糾紛,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本身也包含著進步。而且,縱然是不應當輸的案子,輸了,教訓也非常深刻,現在已經引起了法學界的廣泛關注。這些失敗的案例,仍然會成為中國法治建設道路上一塊被輾碎的鋪路石。
『成功的媒體應該有這樣的發展邏輯:投入是充分的,內容是有質量的,經營是有效率的,穩定發展是可以預期的』
中國經濟時報:話語權來自兩方面,自身是否專業和環境是否允許。對媒體而言,去年SARS期間幾乎出現了集體失語,有時卻相反,出現話語權『濫用』現象。在商業利益、市場壓力和輿論環境下,媒體往往會放棄一些原則。
胡舒立:新聞業作為一個行業,新聞人作為一個群體,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和能力去應對所謂的壓力。每一項工作都有由於承擔的社會角色所賦予的壓力。記者和警察、法官、醫生一樣都會面對壓力。但是,新聞工作是社會良心的守護者,是小心社會撞上冰山的了望者,沒有什麼借口不去做得好一點,更不能以壓力為借口放棄原則。
中國經濟時報:在各種現實力量的重重擠壓下,我們還是看到了不少不得不妥協的事例,特別讓人感觸的,就包括來自市場方向的壓力。《財經》怎麼能做到保持獨立性,不屈從於商業利益呢?
胡舒立:獨立性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現實可能。我認為新聞人要有理想和獨立意識,但其從業的媒體,也一定要有比較充分的投入,然後,追求經營的成功。《財經》的成功並不只是編輯部努力的結果,尤其不是我個人努力的結果。當然編輯部做出比較有質量的內容,以便於經營部門更好地經營。但如果媒體不能實現財務上的成功,就很難保持獨立性。
我想,成功的媒體應該有這樣的發展邏輯:投入是充分的,內容是有質量的,經營是有效率的,穩定發展是可以預期的。經營成功,必須是明確目標。現在有些媒體恰恰相反:投入是不充分的,經營是低效率的,發展有明顯的不穩定性。那為什麼還能維持運轉呢?因為靠不斷的短線的行為。比如,通常被稱為『紮錢』的行為,且不說『紮』這個動作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紮錢』的最大缺點是不可能維持媒體的長線運轉,以致於不得不放棄很多原則。這實際上是兩種模式的區別,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辦媒體,還是僅僅憑願望、或者壟斷優勢辦媒體。
中國經濟時報:這種投入充分、經營高效的商業模型顯然適用於新興媒體的搭建與實踐,傳統媒體要完成轉型並不容易。
胡舒立:按照當前的改革趨勢,我覺得傳統媒體的機會是非常大的。另外,媒體市場肯定還是會進一步整合,而市場經濟是必由之路。
『沒有想到新聞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參與中國的社會變遷,並且自身得到如此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有報道說,你對別人稱自己『天生是記者』頗不以為然,認為『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膚淺的新聞無法給予的』,是這樣嗎?
胡舒立:這些報道,第一我不記得,第二沒有『頗不以為然』。我經歷的年代跟你們不一樣。1982年我大學畢業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文革期間,新聞業威望空前低落。文革結束後,對新聞的定義、新聞工作的社會功能都是有爭議的。所以我自己不是很想當記者,但我被迫選擇了當記者,因為我是新聞系畢業的,除了新聞,別的工作我也沒有本事做呀。
大的社會動蕩過後,年輕人一般會傾向於遠離社會動蕩,在書齋裡做學問。1978年我上大學的時候,不會想到20年後的中國是這個樣子,也沒有想到新聞有可能如此深入地參與中國的社會變遷,並且自身得到如此發展。
中國經濟時報:可否結合自己的經歷談談近10年來中國新聞業的發展情況?
胡舒立:1992年以後,我到《中華工商時報》當海外部主任,直至1998年創辦《財經》雜志。我覺得這段時間內,中國經濟新聞的報道內容和題材內涵在不斷擴大,從早期關於改革政策的報道到企業報道,到90年代後期,顯著地增加了資本市場和銀行業的新聞,這些過去被認為難度比較大、專業性比較強的內容,越來越成為大眾媒體的需要,而且在讀者中有強烈需求。同時,這些有關銀行業和證券市場的新聞報道也有助於資本市場的發展和金融改革,成為增加市場透明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這裡,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具有關鍵意義的。
中國經濟時報:10年前,你去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一年。這次學習和1987年受世界新聞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邀請赴美進行的半年旅行采訪,給你的職業生涯、新聞理念帶來了什麼影響?可以說是你事業或人生的轉折點嗎?
胡舒立:這兩次去美國,對我業務水平的提高、對職業生涯的認知和理解確實有很大的影響。但很難說哪一個是轉折點,因為我覺得自己一直是這樣。
中國經濟時報:一直怎樣?
胡舒立:我覺得,自己的想法是比較一以貫之的,需要每天不斷地通過在國內外的學習和實踐,予以豐富和提高,而且,經常是在探索之中。我不認為某一次在國外的經驗會成為一個多麼決定性的經驗。
中國經濟時報:也就是說,這種轉折不是在某一時點上完成的﹖
胡舒立:對,不是在一剎那間戲劇般地完成。
中國經濟時報:那麼,你在《工人日報》和《中華工商時報》以及國外進修的經歷,為日後創辦《財經》雜志做了哪些積累?
胡舒立:在《工人日報》主要是做日報,還有嚴謹性鍛煉;後來的《中華工商時報》,是一個市場化的媒體,對創造性有很高要求。在報紙工作時,我的職業經驗比較全面,在編輯部工作過,也當過駐站記者;做過國內新聞也做過國際新聞;做過政治報道也做過經濟報道,跨度比較大。另外,《工人日報》的綜合性媒體特征和《中華工商時報》專業型媒體的特征差別也比較大。我的媒體經驗不是很專,但應該說是比較全。
『在一個好媒體當一輩子記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中國經濟時報:對你來說,現在這種嚴格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做新聞的過程是享受還是苦痛?
胡舒立:《財經》是比較辛苦了,比以前的工作量是要大一些,我也已經習慣了。因為原先總是有借口:我即使寫成這個樣子也不一定能登啊,或者你沒有條件寫,比如說,想去采訪卻不能去。但是,當你把一切條件都創造出來以後,你就發現,想把稿子寫得更好,心裡原有的那個標准也提昇了。這種辛苦,當然也是心甘情願的。
中國經濟時報:你一天要工作多久?
胡舒立:看前期還是後期。一般都在十幾個小時。
中國經濟時報:從1999年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設立《財經》獎學金,到與徐泓教授合作創辦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與英國《金融時報》共同開發財經新聞國際培訓項目,最近幾年,你對財經記者的教育培訓傾注了許多心血,最初的動議、設想是什麼?
胡舒立:就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嘛,為新聞業整體做些事。做了一家媒體,有一點富餘精力也不可能再做另一家媒體,就搞一點培訓。
中國經濟時報:在國外媒體,記者在職教育的情形怎麼樣?
胡舒立:西方新聞界特別重視記者在職教育。工作一段時間後,參加一次短中期的培訓,再上一個臺階。我們當時辦《財經》雜志獎學金班,就是受了這種啟發。
中國經濟時報:《財經》雜志有沒有記者的教育培訓計劃?
胡舒立:《財經》的記者培訓是很有計劃的。前年開始,我們每年都安排國內或國外培訓。今年,僅僅去國外接受四周以上、一年以內的短中長期培訓的編輯、記者共有6個人,還不包括在國內在職讀學位、上培訓班的。對年輕人來講,成長機會和空間是第一位的。
中國經濟時報:你不怕記者經過培訓後會跳槽?
胡舒立:我們明顯地發現,員工經過培訓以後,就更願意留在《財經》了,這是一個正循環。《財經》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基地,他們經過學習,更容易認識到實踐基地的寶貴。在一個好媒體當一輩子記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學得多了,見得多了,這個道理就更清楚了。
胡舒立談起話來反應機敏,語速極快,爽朗的京腔抑揚頓挫。坐在暗紅色的沙發裡,她不時前後移動身軀,以便在一個小時的采訪時間裡尋找一個舒服點的姿勢。透過淺茶色鏡片,她的雙眼閃動著機警和叡智,也透出和藹友善。
采訪很不容易。對所有涉及坎坷經歷和家世背景的問題,她都一再固執地以自己特有的強勢語言改變了指向,輕描淡寫間,省略了為眾人樂道的傳說:『這有什麼好說的啊,下一個問題。』
『胡舒立是什麼樣的人?』對這一問題,不同的人拿出的答案恐怕會千奇百怪。一小時的采訪和此前的片段接觸不可能讓我讀懂她的傳奇,但她率性的答問多少仍有助於我們理解她的作為。
比如,她的勤奮刻苦和堅忍不拔。外界有許多關於《財經》獲得新聞線索和獨家采訪權優勢的傳聞。一般認為,是胡舒立早年間建立並逐步加深的與上層人物的『鐵杆交情』。
『重要新聞線索都是舒立一點點采訪和積累出來的,』楊大明告訴《中國經濟時報》。楊大明是胡舒立的大學同班同學,兩人是自《中華工商時報》至創辦《財經》十幾年的同事,今年10月8日,剛辭去《財經時報》總編輯一職,重回《財經》的楊大明現為該雜志聯席主編。
『天道酬勤,』楊大明說,『一次兩次三次許多次高質量的采訪寫作後,許多人逐漸成為重要的新聞資源,這些人脈關系在《財經》內部進一步整合後又做到了資源共享。』
至今,楊大明還清楚記得在《中華工商時報》1994年1月2日改日報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發表的佔1/3版篇幅的評論——『改革沒有浪漫曲』。楊說:『這篇文章社會影響非常大,也成為她在中國財經新聞界產生重大影響力的標志。後來纔知道,她寫這篇文章用了整整半年,也恰恰是那段時間,她開始對中國經濟學界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年是場冒險,回顧我們的訪問,胡舒立雖然不願談得太多,但平實的話語中,仍不能完全掩飾同齡人身上罕見的果敢與堅毅。
再如,新聞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和職業精神。什麼是新聞的專業主義?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系主任展江看來,新聞專業主義是西方新聞學中的重要概念,核心是新聞報道的客觀性(objectivity),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目標是服務於全體公眾,而不是某一利益團體,在具有商業和政治雙重性質的機構中,強調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衛者,以此獲得公眾信任。
展江分析,新聞專業主義有兩個主要特征——中立的把關人和客觀的反映者。『也就是說,在商業社會環境中,媒體可以是獨立於政府、獨立於市場的,用專業的價值觀和力量加強新聞工作者對自我職業形象(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心理需求,將專業的規定內化為自我約束,成為新聞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聞職業規范。』
『這是舒立非常突出的理念,』展江對《中國經濟時報》說,『她是新聞專業主義的領悟者和實踐者,不是闡發者,新聞專業主義不僅使她漸趨理性,也為《財經》贏得威望。』
又如,對《財經》的關注范圍。『最重要的是《財經》本身的定位,實際上,自1994年至今這10年,她基本以財經新聞為主要關注領域,但又不拘泥於此,而是更加關注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容回避的重大問題,如法制建設、體制改革、輿論監督等,像03年的SARS報道做起來就很得心應手。』楊大明說。
這就是胡舒立。自詡『在一個好媒體當一輩子記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每期雜志出刊前,要開兩次編前會,最後兩天和所有相關記者編輯通宵達旦等待雜志發排;重要文章都一字一句推敲修改,無數個夜與晨的交替,都是一邊改稿一邊看著東方的窗子慢慢變白變亮;親自撰寫《財經》的每一篇社評,以『財經觀察』專欄引人關注;每次拿到新出版的雜志時欣喜之情均溢於言表,對漂亮的美術設計驚嘆不已;性情率真不懂掩飾,也留意傾聽大家的聲音和想法;看似果敢的決策前一定經過廣泛征求意見的過程,看似粗枝大葉卻細心到在同事生日、相鄰媒體創刊紀念或節假日到來前請秘書准備蛋糕、花籃和冷餐會……
看著自己帶過的年輕編輯記者的逐漸成熟,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對朋友說,『我最樂意的事就是寫稿子。等終於有一天可以把《財經》所有的事情都交給他們,我就做《財經》的首席記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子的話放在這裡竟如此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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