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即使在調整了購買力之後,人均GDP仍然不能充分地反映國內的生活水平。美國《挑戰》雜志記者最近與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戈登進行一番交流,在這次訪談中,長期以來一直對如何最好地衡量生活水平問題非常感興趣的戈登教授對比了美國及歐洲的生活方式,並認為人均GDP的差異誇大了生活水平的差異。
問:現在有一種很普遍的觀點認為,歐洲人的收入增長率落後於美國人,並且可能會在今後進一步拉開差距,那麼傳統的數據透露了什麼信息呢?
答:許多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歐洲的發展是被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的混亂所阻礙的,但大多數人也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能夠趕上來。事實上,從二戰後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歐洲在人均收入(人均GDP)以及生產力的發展都要快於美國。但是從80年代後期開始,歐洲變得停滯不前,而美國則繼續發展,盡管速度緩慢。1995年後,美國的發展加快了步伐,甚至在最近3年內仍然保持著這種態勢,但是歐洲人仍然沒有起色。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人大大領先了。
問:從人均GDP的角度看,現在的差距有多大呢?
答:如果我們說的是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意大利以及英國這些最初的西歐共同市場成員的話,他們的人均GDP水平大致位於美國四分之三的水平上,但有一些下降的趨勢。但是在法國、比利時和荷蘭,他們的生產力水平已經趕上了美國。並且,生產力,即每小時的生產產出是收入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一個最有趣的問題就出現了:用什麼來解釋人均GDP的差異呢?從定義上看,這個差異是由歐洲人的人均工作時間少於美國人而造成的。
問:也就是說,是因為人均GDP被定義為『生產力×人均工作時間』?
答:是的,人均工作時間的差異由三個基本原因造成,它們大致上都同等重要。第一,歐洲的失業率較高。第二,歐洲的勞動力參與率較低——也就是說,人口中要找工作的人的比率較低。第三,僱員的工作時間較短,造成這種狀況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享有眾所周知的長假。
問:您在最近的一次分析中退後了一步思考,認為從我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來看,人均GDP的差異誇大了生活方式上的差異。
答:不錯,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美國人比歐洲人消耗的能源要多出多少,比如汽油、燃油和電力。這種消耗也是GDP的一部分,但是卻不清楚這是否增加了美國人的福利。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有極端的氣候。一般來說,美國冬天更冷而夏天更熱。撇開2003年夏天的熱浪不談,大部分歐洲人都能夠適應沒有空調的日子,而美國北部的極端寒冷同法國和英國比起來也是同樣的情況。
美國會有那麼大能源消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一系列倒退的政府決策。美國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公共交通,卻補貼了州際高速公路,並且鼓勵利用分區制建立低密度人口的郊區,從而導致建立起來的許多地區都超過了規定面積。
因此,美國的大部分城市向外擴展,覆蓋的面積甚至超過幾千平方公裡。通常富人們一直在由市中心向外移。我們都知道,在法國和英國,情況恰恰相反。最富有的人越來越趨向於向倫敦和巴黎的市中心聚集。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美國社會中的大多數家庭需要兩輛甚至更多的汽車——他們無法選擇公共交通設施去工作或購物。因此,美國由於這兩個原因而消耗了許多的汽油和燃油。
美國還有200萬的囚犯,人數是15或20年前的3倍,而那也是一種浪費的資源,因為其中大多數囚犯只是由於輕微的涉毒而被捕,也就是說他們是自己吸毒而非真正的販毒。應該有其他的社會組成方式來解決毒品問題,就像荷蘭那樣,從而能省下很多錢。同歐洲人比,所有這些都加到了GDP上,卻沒有同時增加我們的福利。可能大城市范圍的擴散是美國和歐洲生活水平最核心的不同。
問:當然,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答:不錯,但是同時,品味的改變是不同的。我們美國人不能想象帶著孩子,乘坐公共汽車去菜場,而歐洲人則不能想象被堵在市中心而無法坐在地鐵上看報紙。因此,這是個關鍵。總的來說,僅僅只用近似的衡量標准,我推測美國和西歐國家人均GDP的大半差距的原因是因為美國的GDP誇大了我們真正獲得的福利。
問:總的看來,這些因素包括能源消耗、交通時間以及維持監獄人數。
答:是的。
問:您同時還提到了家庭住房大小也應該作為衡量福利的一種手段。
答:我之所以認為不能忽略這個因素,是因為一個美國家庭的住房大小幾乎是歐洲家庭的兩倍。我指的是中產家庭,還未包括那些在歐洲人看來住宅非常大的上層階級。
在美國,中產家庭新建的住宅基本上都在2000平方米以上,而在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我最近在一次會議上了解到,平均是900至1000平方米,比美國人少一半。此外,個人財產上還要加上一些價值———也就是,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不是住在獨門獨戶的住宅裡,就是住在城鎮上有花園或個人財產環繞的房子裡。你們都知道,歐洲國家有許多不同的住宅樣式。英國人有帶花園的房子。
在德國,一般的住宅都是一幢建築中住四戶。但是,毫無疑問,人們願意為更大的房子付更多的錢,他們願意為後院和游泳池付錢——從福利的角度來講,美國人確實比較富裕。
問:但是,這其中有多少能算是品味以及其他利益衡量的問題呢?人們可能會在巴黎或甚至曼哈頓買一套較小的公寓,因為市中心區域能夠提供給他們所有的便利,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答:這確實是一種交換條件,並且很難衡量。如果有好的交通運輸系統的話,美國人更願意走路,搬回市中心。在過去的15年中,芝加哥中心城區就出現了住宅熱,許多市中心的高樓住宅和分套購置公寓都進行了改建,而一些新的住宅區也投入了建設。
問:讓我們回到工作時間的問題上。歐洲人偏愛少工作的習慣到底對GDP的差異產生多大影響呢?
答:這是個有趣並備受爭議的問題。看看三個導致人均工作時間較低的因素——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和低水平的人均工作時間。歐洲的失業率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長期失業所構成的。因此,這就很難說失業是一種自願的選擇,因為許多年輕人明顯連續多年都處於失業狀態。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方式的結果。
低勞動力參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所說的『不被鼓勵的工作者』效應引起的年輕人退出工作造成的。而其他人則提早退休並且再也無法在美國用相同的想法來重新調整自己。
現在再來看看第三個問題,人均工作時間。當然,選擇擁有長假是歐洲人自願的。但是我並不認為所有的都是自願的。我覺得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種政治過程的結果。比如法國的每周35小時工作制度。這實際上並不是法國人民決定的。
問:從另一方面來說,美國人較長的工作時間也並非一定是出於自願的。
答:我不會認為那都是歐洲人的自願選擇,我當然也不會認為較長的工作時間和較短的假期也是美國人的自願選擇。這就是一種經濟學家所說的多元平衡。
我們也有一些超出經濟學的『美國特例』。我們具有更高的生產力,並且長期以來,都在移民問題上扮演著明顯更重要的角色。我們人口中新移民——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的比率在穩定增長。盡管在法國、瑞土和德國等國有一部分外來移民,但是這種流動或改變都無法同美國相比。因此,來自這方面差異的推動力是巨大的。
問:您認為在未來社會保障基金中一個未知的因素會是移民問題嗎?
答:我是一個被稱為社會安全假設與措施的技術小組中的一員。我們在移民問題上有過一次激烈的辯論,但我輸了。官方關於社會安全的財政計劃是建立在一個荒謬的假設上的,即移民的數量將會永遠地固定在一個數字上——這個數字實質上比過去五年中的要少。他們毫無理由地設想移民數量的增長會驟然停止。
問:所以,您認為移民勞工將減輕未來的基金壓力,因為我們會有更多的年輕人來承擔責任。
答:是的,當然。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