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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西方七國特別會議(即G7,包括英、法、美、加、德、意、日)於華盛頓召開。中國財長金人慶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作為特別客人與會。這是中國首次派央行行長和財長參加這個重量級的會議,而人民幣匯率仍將是G7不可能錯過的話題。
七國集團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一直敦促中國放松所謂的固定匯率制度——人民幣釘住美元。而其中的主要鼓噪者又首推日本和美國。
客觀來看,國際范圍內要求人民幣匯率有所調整的動機和措施並非一致。美、日更多是出於自身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而對人民幣匯率指手劃腳,指責中國人為地使人民幣匯率保持在低水平。但是,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東亞國家貨幣競相貶值、人民幣匯率事實上大為高估而導致中國出口等受到嚴重影響時,並未見哪一個國家站在公平的立場來建議人民幣貶值。
當然,也有一些組織和個人對人民幣匯率的建議並無惡意,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年來一直贊同中國逐步漸近式地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以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並在一些技術問題上同中國合作,對此中國政府也表示了歡迎。
10月1日G7召開之前,七國集團部分成員國又開始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輿論熱身』:
9月23日,美國財長斯諾在記者會上呼吁人民幣匯率要更具彈性。並表示『在我遇到中國代表時,會與他們談這一點』。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約翰·泰勒上周指出,中國銀行市場向外資開放以及中國取消部分資本流動限制都表明,中國正在取得進步,而中國建立靈活匯率機制的時間將取決於中國具備所有先決條件的速度。這一說法與中國的立場十分相近,即匯率自由化有賴於其他金融改革的進行,如清除國有銀行體系的壞賬等。
9月16日至21日,歐盟經濟和金融事務總司長克勞斯·雷格林訪華時表示,人民幣匯率並不僅僅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而是中國可能需要采取更加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機制。中國政府在未來肯定會采取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但在通脹、金融領域以及銀行系統對於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還沒有准備好之前,不會采取行動。但他認為,采取更加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經濟發展後的必然舉措。
那麼,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持何種態度?事實上,中國政府的態度和說法是一貫的:即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9月28日會見美國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時也再次重申,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和改革以來,人民幣相對於主要國際貨幣呈現的有昇有降的態勢,就是人民幣匯率浮動性的具體體現。
近年來,中國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相關改革工作。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了可兌換;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寬;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穩步擴大,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境外機構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不斷增多;金融市場准入及其業務限制正在放寬,金融市場的產品和范圍不斷擴大等。
在通過以上各種制度建設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業已提到了議事日程,設想方案包括:實行浮動匯率制、直接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等。
毫無疑問,匯率完全市場化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距離這個目標還很遠,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主要原因是,完全的浮動匯率制理論上的優點要轉為現實中的優點,有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金融市場必須是完善的有效的市場、利率必須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另外,浮動匯率制度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存在匯率的過度波動性和易變性,並直接對國內經濟造成較大的衝擊。因此,首先要具備相當豐富的金融產品和機構。
而直接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確實不失為解決現有匯率水平偏於『固定』的方案,但是忽略了如何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波動時,進口、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波動會嚴重影響GDP的波動。
從中期觀點看,中國的匯率制度會逐漸向世界主要貨幣流行的匯率格局過渡,即貨幣當局負有防止匯率市場劇烈波動的義務,同時又盡可能減少對匯率市場的人為和頻繁乾預。實行一籃子貨幣制度的好處很多:在國際貨幣頻繁波動下,保持名義有效匯率穩定;減輕中央銀行乾預外匯市場的壓力;貨幣當局可以在貨幣政策方面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等。因此,恰當的選擇應該是釘住一籃子貨幣,通過籃子貨幣及其權重將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聯系程度進行合理反映,以此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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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