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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國數年高速增長的人民幣匯率沒能成為G7對話的『門票』,這或許是值得中國人慶幸的事。
在日前華盛頓召開的G7會議上,中國並沒有給這個發達國家期待已久的『鴻門宴』太多驚喜。雖然中國已經承諾將建立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但『何時放棄釘住美元機制尚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標。』無論是中國財長金人慶,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七國集團會議上的這番表示,都表明中國匯率改革是一項涉及多方面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早在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後,中國就實行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到1997年末,因應對亞洲『金融風波』的衝擊,也應周邊經濟體當時的要求,中國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向全世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同時大幅度收窄了匯率浮動的空間。
應該說,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收窄,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殊條件下形成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94年開始,中國經濟連續10年的高速增長,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連續10年的雙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增長,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應當重新評價?應當如何評價?恐怕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其實近年來,中國外匯市場順差量居高不下,外匯佔款的高速增長,甚至使國內基礎貨幣供應壓力持續加大,通貨膨脹陰影不散,這似乎都會讓市場產生這樣一個必然的疑問: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如果被低估了,那人民幣是否應當順從市場意志——昇值?
從兩年來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頻繁表態中,人們不難發現,這絕不是一個有著簡單而明確答案的問題。此次周小川和金人慶在G7會議間的相關發言,似乎更加強化了人們這樣的意識——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而且往此方向改革的每一步,不僅需要有度的把握,更需要一個科學的、邏輯次序的合理安排。
畢竟,與人民幣在國際上昇值壓力同時並存的,還有中國自身的經濟現實。雖然去年中國的GDP已經排到全球第七,但人均GDP卻排在第111位,僅相當於美國的三十五分之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僅面臨繁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而且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十分脆弱,對波動的承受能力相當有限。因此,如果過早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勢必對中國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可謂前車之鑒。1985年,在西方的擠壓下,根本沒能徹底完成市場化改革的日本,便容忍了日元的一路堅挺,以致日本國內經濟泡沫泛濫。直至上世紀90年代初,這一泡沫破滅,日本深陷經濟衰退,而一發則10年不能自拔,元氣難復。
對世界經濟來說,如果中國重蹈日本覆轍,那金融市場又會如何?亞洲『金融危機』同樣衝擊了華爾街,就是先例。或許這正是金人慶為什麼做此斷言之所在: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僅有利於中國,同樣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原因所在。
再換個角度看,目前中國的進出口總量已經位居第四,今年有望突破1萬億美元,而且目前又是全球最大的引資國之一。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顯然是全球經濟的福音。
盡管如此,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依然必要而且必然。2003年以來,中國一直在為之不遺餘力地創造條件,且大有漸行漸近之感。但中國不可能現在就給出明確具體的時間表。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必須綜合考慮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社會發展和國際收支等宏觀環境,必須考慮金融系統和其他有關方面的改革進程,還要考慮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世界經濟等國際因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幣在昇值的壓力中,同樣面對著貶值因素。比如,銀行的大量不良資產、地方政府的大量隱形債務、國有企業低下的生產效率、缺失社會保障的失業人群等等,這些因素都需要一個較長的消化過程。當這些經濟肌體中的『毒瘤』根治之前,貿然放開人民幣匯率浮動,甚至任由人民幣昇值,那會不會有一天,市場借用中國經濟的『軟肋』要求人民幣貶值?如果那樣,中國是否會重蹈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
我們認為,對這些問題給出肯定答案,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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