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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首次參加G7會議引起各界對人民幣昇值的猜測。
盡管金人慶和周小川都在G7會議上強調,人民幣匯率需要保持穩定,中國的匯率改革沒有時間表,但諸多跡象表明,人民幣匯率調整已經進入倒計時。
從某種程度講,中國參加G7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意味著中國已經准備對國際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雖然,中國參加G7會議尚屬首次,也不是正式成員。但中國能夠參加G7會議,不僅表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地位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更說明中國願意參與國際對話,願意對世界經濟增長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而G7財長會議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協調匯率政策,以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那麼,中國作為一個對話國,雖然沒有必須承擔的責任,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好面子的大國,對於主要發達國家要求中國改革匯率機制的要求,必然要有所承諾。而事實上,周小川也表示『中國正在誠心誠意推進這項改革』。中國的誠意表現在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近年來,我們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方面做了大量的相關改革工作。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幣經常項目實現了可兌換;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寬;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穩步擴大,進入中國證券市場的境外機構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不斷增多;金融市場准入及其業務限制正在放寬,金融市場的產品和范圍不斷擴大』。從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基礎工作看,有的已經完成,有的還在進行之中。而實際情況與一年前相比,國有銀行的改制工作進展已經取得突破,QFII也在繼續擴大投資規模。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基礎要比一年前好得多。
我在今年3月份曾經發表評論說,通過人民幣昇值,可以抑制進口品價格,進而抑制消費品價格水平的上漲幅度。也許讓人民幣昇值,是對付通脹的最佳辦法。如果說,年中調整匯率波動幅度,讓人民幣昇值時機不夠成熟的話,那麼現在條件已經具備。
除了國際投機性資金有所回流外,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昇高,已經要求中國必須對國際貿易條件惡化狀況作出反應。而解決進口價格偏高問題,特別是抑制由於原油價格居高不下可能導致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最好的手段就是對人民幣昇值。
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從而讓人民幣對美元適度昇值的作法,不僅可以緩解進口價格昇高產生的通脹壓力,還可以兌現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其收獲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和戰略上的。
匯率調整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作。中央政府的決策不僅考慮經濟後果,更要綜合地考慮政治因素,而中美關系則是決定匯率改革進度的核心因素之一。
在美國大選的緊要關頭,人民幣的適當昇值無疑會對未來的中美關系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是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手段。
如果央行對於月內是否加息還在猶豫不決,那麼讓人民幣昇值,已經到了出手的時候了。
也許央行已經拿起了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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