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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期間,剛巧記者聽到身邊一個朋友的親身經歷:他需要給香港的一位作者郵寄稿費,被郵局告知需先去銀行兌換成美元,而銀行告訴他不能以個人或公司的名義直接兌換,需要個人護照和簽證作證明。等這一套程序走完,他所郵寄的稿費幾乎所剩無幾!基本的需求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滿足或交易成本太高,必然訴諸於非法渠道。
深圳與香港毗鄰,外匯需求自然較其他地區要大很多。而國家嚴厲的金融政策和用匯管制,使一些民企和外企通過正常渠道用匯困難,於是地下錢莊便有了客觀生存的環境。此交易動機一。
常識告訴人們,在違法成本遠遠低於違法行為收益的情況下,違法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大幅增加,資本的逐利性提供了地下錢莊進行地下匯兌的原動力。此交易動機二。
而對人民幣和港幣的雙向需求促成了地下錢莊的第三個交易動機。
先說對人民幣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分析,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進入2000年以來,人民幣的昇值壓力開始積累,美元在2002年末開始走弱,更加劇了這一情勢。於是,就有境外的游資通過地下渠道兌換成人民幣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套利的行為發生。
二是人民幣幣值穩定和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廣泛使用。2002年足球世界杯期間,韓國的銀行大張旗鼓刊登廣告,在找換業務中讓人民幣與美元、日元和歐元享受同等地位,韓國外匯銀行一位負責人就曾明確表示:『這四種貨幣均為世界重要貨幣,在韓國的銀行裡儲備量居前』。
三是1998年以後人民幣的匯率被調低,使人民幣的投資成本大為降低,所以港人來國內投資、置業也普遍願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幣,從而使人民幣的需求迅速上昇。
由於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北上旅游、休閑、購物、甚至置業、定居等成為趨勢,來往於港、深兩地的旅行人數迅速增加。數以千萬元計的人民幣資金得以在深圳、廣東等地投放,並在國內其他地區回籠的。循著貨幣流通的這一足跡,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大量從香港入境的非居民的這樣的行為方式:他們攜外幣入境;首先通過非官方途徑,在深圳、廣東等地完成了外幣對人民幣的兌換;在獲得了『絕對的等價物』之後,他們不僅在深圳、廣東地區滿足了自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而且還廣泛深入中國內地的其他地區去進一步滿足自己的此類需求。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很容易得出這樣兩個推論:第一,通過港深兩地的密切聯系,人民幣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可兌換;第二,由於內地、香港兩地的物價水平存在巨大差異,並因為港深兩地的交往日益便利,港幣事實上已經逐步走向邊緣化。
那麼,內地市場需要巨額外匯的原因又何在呢?根據調查,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投資境內的B股市場或香港的H股市場;二是『洗錢』,將境內獲得的非法收入轉移到境外。
分析認為,1996年以後,每當國內的B股或香港的H股市場行情活躍時,深圳和廣東的現金投放和外匯存款就會發生異動。
B股的火爆和香港股市H股板塊的普遍上揚,引致大量的大陸資金從銀行體系中提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香港市場,從而導致深圳在2001年5月份出現儲蓄存款淨下降26.4億多元的罕見現象。
尹中立說,鑒於2001年至2002年的外匯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沒有明顯的變化,並考慮到中國的外匯管制制度在這一期間並沒有任何變化,我們可以推斷:境內投資者用於購買境外投資者手中B股的外匯資金,絕大部分是通過地下外匯市場兌換的。如果再加上以保證金形式存放的外匯資金,估計2001年至2003年通過地下外匯市場兌換的用於B股市場的外匯資金得有1000億元人民幣。
毫無疑問,通過深圳的地下外匯市場兌換的外匯主要流入了香港股票市場,其投資對象主要是H股和紅籌股。我們注意到,2003年11月之前,國內股市普遍低迷,大量資金從這個市場撤離,而香港的H股指數則穩步上揚,僅從2003年6月到同年11月,香港H股指數就從2000點左右,上漲到4000點,基本翻了一番。
『我們當然不能認為H股的暴漲全部歸因於內地資金的進入,但是,推斷其中有相當規模的內地資金則是沒有問題的。在匯率管制條件下,內地居民在H股上的投資資金,當然有相當部分是來自外匯黑市的。』尹中立說。
進入大陸消費廉價的商品和勞務、進入大陸的金融市場,是香港居民兌換人民幣的主要用途。而對於大陸居民來說,他們取得港幣資金的主要用途,既可能是為了在香港消費,更可能是為了在香港投資。
資本的最原始衝動就是獲利,在合適的溫度和環境中,地下匯兌因此而蓬勃地生長起來。
既然地下錢莊是『非法』的金融機構,那麼,那些『合法』的逐利願望由誰來擔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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