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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恐怖組織與錢的關系,也許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狀態——從暴力本身賺錢。
美國官方已經證實,在9月11日大爆炸前,有人大量拋售了三大保險公司XA、Swiss Re和Munich Re的股票,還有人在瘋狂拋售航空公司股票。也許是巧合,但更有可能是恐怖分子迄今為止最為大膽和復雜的籌錢方式。
『9·11』以後,美國政府發起了美國有史以來最為密集的追蹤恐怖組織資金的行動。美國財政部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國外恐怖主義財政追蹤中心』,財政副部長格魯勒說,我們決心搞清楚恐怖主義的財政結構。
FBI調查19個劫機犯極其細枝末節的個人經濟活動,比如錄像帶租用、自動櫃員機取款、房租,另外一些人在調查鱷魚群島、巴拿馬的銀行紀錄。維吉尼亞的金融犯罪實施網絡研究了美國諸多銀行10000美元以上現金儲戶,但沒有結果。而倫敦的Barclays銀行最近凍結了一個可疑賬戶。德國的《Der Spiegel》雜志聲稱,盧森堡司法部門正在調查一個線索,這家銀行對一個前不久試圖匯出1000萬馬克的法國律師產生了懷疑,這有可能觸及本·拉登恐怖王國的經濟中心。
然而許多專家聲稱,有關機構打算把錢追到本·拉登那裡,但最後結果很可能是一個一個死胡同。比如一個海外賬戶,一個自動取款機,甚至一個鞋盒子。
『不要忽略一個裝滿了錢的鞋盒子。』《洗錢》月刊的編輯弗朗茨說,『本·拉登的組織一直使用現代和古代兩種方法運錢。』許多專家認為,對美國進行這次攻擊的資金,很可能是通過電匯或者無紙的地下銀行系統經紀人匯來的小額匯票。這種系統的經紀人經常有一個印度名字『hawala』,意思是『信任』。相當數量的現金從一個國家的發送者到另一個國家的接收者,不需要跨邊界的資金交換,而是兩邊的經紀人直接操作。
『一個人走到一個hawala經紀人在巴基斯坦的辦公室說,我想把100000美元給美國維羅納的某個人,他們會來拿錢,稱自己是朱比特。』巴基斯坦的經紀人就會同自己在美國的伙伴聯系,通常是使用互聯網,然後達成一個暗號。這個經紀人收下巴基斯坦客戶的錢,他在美國的伙伴就會把同等數額的錢交給前來取錢的人。『這兩個經紀人彼此絕對信任,他們經常是同一個宗派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沒有留下只言片語證據的原因。』戴維斯,一個反洗錢專家說。這種系統原來盛行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這些國家,采取這種方法在跨國界流通錢時,就不必付稅或者向官員行賄,現在已經傳播到了美國。
而更簡單的方法,就是一卷卷的錢被直接送到恐怖分子手中。一個本·拉登組織的嫌疑犯說,他曾經送100元一張的100000美元到約旦,只是把錢『和我的衣服一起』放在衣箱裡就登機了。
之所以難以追蹤,更多是因為恐怖分子花費金額少,經常自己解決資金問題。在拉登90年代的恐怖活動中,手下人租用便宜的旅店,經常用現金支付。有時進行一些小的犯罪,比如信用卡詐騙來維持生計。他們的鄰居回憶說他們的生活都很節儉。『9·11』對美國的攻擊,美國官員估計說大約花費了僅僅100萬。亞歷山大,一個反恐怖專家說,『花費小,效果卻難以置信。這也是恐怖行為的魅力之一』。
一個蘇格蘭的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冉瑟普說,『許多時候,我們把拉登想象為一個按著按鈕的財政和行動的獨裁者。但實際上,許多小組都是通過犯罪來實現自我資助的。』
一些美國官員認為,阿爾伊達是一個大的控制公司,本·拉登在上面,獨立的行動者在下面。奈洛比就是用零花錢做成的。本·拉登給他們本錢,然後讓他們自己去賺錢,比如信用卡詐騙。『他們采取這些犯罪籌錢,不至於引起當局的注意』。
實際上,美國對本·拉登資金的追蹤最早開始於1995年10月21日,當時的總統克林頓簽署了一個總統令,秘密命令司法部、財政部、安全委員會和其他機構一起對付恐怖分子的國際洗錢。
本·拉登的組織遍及35個國家,肯定需要運錢給他的成員。追蹤錢的來源,不僅可以找出誰在支持他們,還能發現他們行動的意圖。然而6年追蹤本·拉登經濟網的努力宣告失敗。聯邦官員說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需要更強有力的工具。聯邦官員說他們不能勸說國外銀行對調查者公開他們的銀行賬簿,美國在去年曾試圖通過一個允許美國對外國銀行進行懲罰如果他們不合作的法律,但被參議院否決了。如果恐怖分子使用不同國際權威合作的銀行的信用卡,就是一堵牆。這樣的國家至少有19個,其中包括400個『貝殼銀行』,對這些地方調查者往往束手無策。比如他們知道本·拉登在都班的銀行有賬戶,但很難在那裡采取行動,他們做了大量工作,要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關閉相關的銀行。最後都班當局開始乾預,但損失比預想的小,因為許多錢已經被移走。『我們是眼睜睜看著他們溜走』。
另外一點就是西方人的自滿,『我們非常舒服、高興而且很滿足在這個國家』,而忽視了危險。1993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一個法律,要求『hawalas』這樣的經濟公司要登記,交易額超過3000美金要向政府報告。但克林頓政府在1999年纔正式出臺此法令。而布什政府又把它延遲到2002年6月30日執行,直到『9·11』事件的發生。
關於本·拉登的錢,到現在還是一個神話。只是最近幾年,有些雪泥鴻爪的影子。
蘇丹首都喀土穆市中心的麥克米大街上一個大樓裡有本·拉登集團的總部,裡面有8個或者9個房間,當你走上樓梯,老板就在左首的第一個辦公室,如果前來洽談業務,需要先同秘書確認一下,然後坐在門口外的一個椅子上等。
今年夏天,對美國在東非大使館爆炸一案4個嫌疑犯的審訊,成了對本·拉登王國迄今為止最大的入侵。
恐怖分子組織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嚴密、運行平滑的公司。它有著比阿富汗營地更為復雜和有組織的方式--真正的寫字間、秘書、文檔。
吉馬爾曾經在拉登組織裡負責發薪水,同時也是第三個加入這個恐怖組織的人。在曼哈頓聯邦法庭上,他詳細描述了這個組織的內部結構,包括誰負責,公司怎麼賺錢。
吉馬爾說這個組織很有效率,有一個獨立的財政委員會和一個盈利的商業網,還有一份內部報紙,由一個叫穆薩波的人負責,他的同事都稱他為路透社。首席執行官是本·拉登先生,他下面是一個Shura委員會,有12個頂級助手,經常在一起討論關鍵問題,因為他們都有很多聖戰經驗。這個組織下屬一些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財政委員會、伊斯蘭研究委員會、傳媒委員會,還有一個旅行部門,『你想到那裡,他給你發護照』。
這個集團不僅有寫字間,還有『辦公室文化』。吉馬爾,說,這個組織每月給他300美元,但是他的同事尤其是埃及人,往往能得到更高的報酬。
一部分人做合法業務,一些人在阿爾伊達,一些人兩邊都乾。兩邊的薪水都是從這一個大廈的不同辦公室發放的。吉馬爾,先被給予57000美元和17000裡拉爾來租借這套房子,然後他又拿到250000美元購買了一個喀土穆以北的農場。
一個叫Wadi al-Aqiq的公司,是本·拉登在蘇丹其他公司的母公司。其他公司還有拉丁國際公司從事進出口業務;塔班投資公司,是一個貨幣買賣公司;海若建築公司和薩瑪公司,負責一個在蘇丹北部的農場,那裡種植著花生、芝麻、還有向日葵。
一個成功的商業,本·拉登組織有自己的專家,阿納斯是一個計算機天纔,卡裡德在維修坦克方面非常厲害。第三個人穆薩是本拉登組織的釋夢者。『他可以告訴你,哪些夢會變成現實』。
拉登集團下屬一個經營糖類和棕櫚油的國際貿易公司,在這些交易中,吉馬爾拿了110000美元的回扣,最終被發現,於是他逃到了美國大使館。
在肯尼亞喂養鴕鳥,土耳其有森林業、非洲有寶石貿易、蘇丹的大橋建設,塔吉克斯坦的農業。這些據說都是本·拉登,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擁有的財產,從一個沙特阿拉伯的皇家阿普杜勒大學財政經濟系學生開始,拉登就同錢有了親密關系。
在80年代,憑著赫赫有名的沙特家族,以及他同海灣國家良好的關系,本·拉登是西方人眼裡的好男孩。做軍火生意,用錢購買武器來對付蘇聯人,他積累了最初從事地下財政的經驗。就是在那時候,他成功勸說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穆斯林牧師發布一個宗教命令,使穆斯林捐『天課』給窮人或者阿富汗戰爭中的阿富汗斗爭者成為合法。
80年代末,他為自己的聖戰找到了新的目標--美國。此後,他轉移到了蘇丹,但是他仍然花時間在沙特為他的家族建築業工作,盡管這家公司是沙特的一個主要承包人。拉登被驅逐來到蘇丹後,把新學會的洗錢和投資技巧迅速應用在蘇丹。建立了一個股份公司、兩個投資公司、一個農場、一個建築公司、一個交通公司。在蘇丹,本·拉登同有錢人、蘇丹政治家有著系統的商業合作關系,他們在蘇丹從事基礎建設,曾經幫助建設一條重要的從喀土穆到蘇丹港口的高速公路,還有其他大型建設。他投資5000萬美金擁有喀土穆銀行的部分股份,他的Taba投資公司,投資全球的股票市場。在美國和埃及的持續壓力下,蘇丹最終在1996驅逐了他。
但是被踢出蘇丹重返阿富汗,他又找到來自阿拉伯世界大的捐助者。最近由英國記者司密斯撰寫的關於本·拉登的書裡聲稱,每年有1600萬美元從阿拉伯世界流向本·拉登的錢櫃。
在『9·11』以前,沙特阿拉伯的富豪每月通過清真寺或者其他途徑捐100萬美元給他,但沙特媒體說,沙特政府在這次事件後禁止了此類捐助。這些捐款有時還通過電傳,或者行李箱。甚至一些有錢人先把錢寄到海外讀書的兒子然後再轉給他們。還有其他隱蔽的方式,在巴基斯坦有一個很著名的阿拉伯人經常去的旅游勝地,他們到那裡去打獵。這個小鎮被認為是一個本·拉登組織的前線,旅游者大把花錢,實際都流到本·拉登的賬戶上。其中也有一些富翁是被勒索,『現在還沒有真實的證據,但是勒索某些沙特人是很明顯的,「我們會殺了你,除非你存100萬在這個銀行賬戶裡。」』
另外一些宗教組織、非政府組織或者所謂的教堂把來自美國、歐洲和全世界的錢給了他們,一些信徒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錢放進了本·拉登的口袋。宗教組織中的一些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他們秘密同情本·拉登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於是『那些捐來的錢很快被轉移,一個教堂平均有300個人,只需要一個是騙子。』
在90年代早期,美國的穆斯林團體曾經遭受檢查,指責他們捐錢給哈馬斯等基金組織。
一個更小的來源是阿富汗毒品,尤其最近塔利班開始禁止,使這越來越不是本·拉登的首要支持。他們也從事販賣武器活動,盡管本·拉登從武器行業獲利的狀況還不清楚。現在世界到處都是輕武器,所以利潤不高,問題是本·拉登是否在販賣重武器。美國正在調查。車臣是另外一個可能的來源,捨維奇,一個俄羅斯以前的情報官員說,本·拉登是車臣游擊隊的贊助人,本·拉登的一個中尉是他們的領導人。他們走私武器,出售他們境內的前蘇聯武器庫,還有有組織的犯罪,包括行賄、洗錢、盜竊,然後把錢給拉登,拉登負責給他們提供培訓。本·拉登據說有群島般的銀行賬戶,從倫敦的Barclay's銀行到維也納的Girocredit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幾家銀行。
『在穆斯林一些伊斯蘭銀行,有私人賬戶的網絡,他們是本·拉登的生命線。』一個前巴基斯坦情報官員聲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被認為是本·拉登銀行賬戶的主要隱藏地,他們有非常自由的銀行系統,而且還同塔利班有官方關系。他們之間的飛機在1999年前經常運送從都班到阿富汗的錢,直到被聯合國經濟制裁。另外一個前本·拉登成員證實,他曾經幫助這個組織通過一家塞浦路斯公司洗錢。
吉馬爾說,他們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一家阿卡特公司,幫助出口蘇丹的貨物到歐洲。盡管也做合法業務,它真正的計劃是幫助洗錢。他們把錢運到阿卡特,然後還擁有在其他國家的幾家小公司,通過在幾個分屬公司和外國銀行轉來轉去,可以隱瞞錢的來源。
塞浦路斯當局否認了這個說法。但是這個小國一直有松散的銀行名聲。米洛捨維奇據說也在這裡擁有私人賬戶。
就像拉登的許多故事一樣,最真實的情況總是隱晦不清的。
盡管他有群星般的公司,盡管據說他的私人財產有3億美元,然而他的財產狀況目前還是個謎。一個證人說,『本·拉登曾經在90年代告訴我們他已經沒有錢,而且丟了所有的錢。』一個倫敦記者在1996采訪拉登時,說拉登聲稱"他在蘇丹投資期間損失了1.5億美元。"
中東恐怖主義的經濟來源
伊斯蘭運動主義者的根源:『恐怖文化』
公眾對這些組織的財政支持,是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復興運動的4個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後果。
伊斯蘭運動主義者在過去30年成功地在阿拉伯社會孕育一個概念:伊斯蘭文化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到了全球的暗算。在西方文化中的恐怖主義和政治暴力,在伊斯蘭世界被視為宗教責任。這種中心概念給了一個合理的理由,而且醞釀了這樣一種空氣:自我防御,給予了這些行為宗教上的合法性。
伊斯蘭運動主義者成功勸說了眾多穆斯林世界的人,他們代表了當代真正對伊斯蘭的解釋。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又返回伊斯蘭原教旨來尋求支持,他們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原來的學者比如Ibn Hanbal(7世紀),Ibn Taymiyyah(14世紀),Ibn `Abdal-Wahhab(18世紀)之上。
他們的成功在於伊斯蘭文化的多樣化,缺乏一個大多數穆斯林世界信仰的伊斯蘭中心,而且在於現代穆斯林世界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對現代世俗文明的抵制。許多人認為,他們是世俗國家的文明的看護者,這樣伊斯蘭組織和個人就成為相當多人的精神領袖,同時保持著很好的權力和影響。
在1960年和以後興起的伊斯蘭運動,許多是作為伊斯蘭世界反對獨裁和歪曲社會公正出現的,他們鼓勵追隨者同情和支持那些弱者,他們也合伙對付全球的同謀者:美國、以色列、西方的十字軍。
這種現象反映了穆斯林公眾大多數無力應對西方現代化帶來的技術、文化和經濟的進步,這就帶來了一方面譴責帶來這些世俗文化的政體,另一方面逃離到伊斯蘭和他輝煌的過去,建立一種『救主即將來臨之信仰』,期望一個更好的未來。因為正統的穆斯林是認同伊斯蘭建設現代民族世俗國家的,甚至包括革命和社會主義者,這些是同原教旨主義相反的。
伊斯蘭社會政治復興,尤其在60年代以後,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社會變化是相連的。在穆斯林世界裡從不同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同西方現代化和現代國家的建立保持著警惕的距離。這個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他們許多都擁有受人尊敬的職業,比如醫生、律師、藥劑師、工程師、學者、商人,他們為自己國家國有化的趨勢而痛苦,所以也從現代伊斯蘭運動者提出的解決辦法中尋找出路。這個過程產生了一大批受高等教育的個人,他們認為自己要成為社會的先鋒,他們參與的斗爭建立在伊斯蘭歷史趨勢的理論基礎之上。
接著就是伊斯蘭組織的大規模行動,包括伊斯蘭群體的形成,包括新的意識形態的出版,得到了無數的擁護者,同時形成了一大批有著高等伊斯蘭宗教教育的人物。這些過程都使伊斯蘭組織得到更多的權力和公眾支持。另外有一個同財政相連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稱為的『伊斯蘭空氣』,由運動和組織創造的不一定同政治暴力相連。他們甚至有時譴責暴力,他們執行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多數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教育的伊斯蘭事業,這些可以被極端分子利用。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暴力出現的溫室。結構、社會政治文化教育慈善,是援助伊斯蘭事業的主要渠道,也容易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它們在西方的穆斯林世界也非常活躍。恐怖文化可以被描述為一個金字塔,在基礎,是一個大規模的伊斯蘭社會和非暴力組織,在頂端是恐怖組織,在中間,是一系列的過程。他們把某些社會因素精煉出仇恨、復仇,暴力。
恐怖組織的經濟來源之一,阿拉伯世界的捐款
上述不僅可以理解伊斯蘭運動,而且解釋伊斯蘭組織的復雜的經濟結構。由伊斯蘭國家贊助的行為不僅贊助社會文化的伊斯蘭運動,而且恐怖政治暴力。一些國家比如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蘇丹,巴基斯坦——不管直接與否,通過官員或者非官方的組織或者公司,籌集大量的金錢支持伊斯蘭運動。這些錢流向大規模的伊斯蘭組織:基金會、協會、慈善機構、項目、全世界的。
這些組織也從一個方面營造了支持暴力伊斯蘭的氣氛,這樣就鼓勵了公眾的廣泛支持。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富有的個人經常捐贈,通過私人基金,他們都是那個國家很有社會地位的人,甚至許多都是皇室。許多捐獻者認為他們的行為是為了公眾利益和逃離腐敗。
恐怖組織的不經常的來源——犯罪
絕大多數的伊斯蘭組織不參與犯罪活動,同其他非伊斯蘭暴力組織相區別。比如搶劫銀行、勒索、綁架。在過去的30年裡,他們劫持飛機、輪船,綁架旅游者或者軍隊政府官員,目的經常是為了釋放伊斯蘭犯人,他們攻擊武器庫,偷取裝備,但是他們一直在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不要被犯罪玷污。盡管在他們內部有這樣的默許,可以攻擊非穆斯林。
也有些例外,經常是小的恐怖組織,比如一些伊斯蘭教長曾經宣布他們允許搶劫非穆斯林來資助他們群體。巴勒斯坦的吉哈德組織的教長阿薩德,在1983發布一個命令可以允許追隨者偷竊猶太人的財富。在對1981年的後來總統薩德特的暗殺的調查中,埃及伊斯蘭吉哈德允許搶劫開羅基督教徒的珠寶店。1999,埃及伊斯蘭吉哈德和生活在約旦、也門、沙特的教徒承認他們已經打算搶劫這些國家的異教徒的商店。但他們最終沒有執行這個計劃,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必要的武器,他們沒有逃離路線,不知道如何出賣珠寶。這表明他們沒有『犯罪的意識』,也沒有同犯罪團伙有牽連。
1999年約旦對同本·拉登組織有關系的一個大團伙的調查中,一些人承認他們打算搶劫約旦的基督徒,但不知道他們是否得到宗教命令。一些伊斯蘭運動者,同1999年綁架北也門人質索取贖金有牽連。但這似乎是也門民族廣泛的綁架現象中的正常情況。包括恐怖主義、游擊隊、還有恐怖活動,在車臣、高加索、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廣泛分布,但是它們是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主義的綜合結果。
惟一的一個例外,就是菲律賓的Abu Sayyaf,他們綁架西方的旅游者、基督傳教士、當地的商人,稱為一個繁盛的工業。這個1991年從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NLF),分裂出來的組織,已經收取了550萬美金的贖金。然而這些組織之間有一個和埃及、巴勒斯坦的伊斯蘭組織同本·拉登之間的密切關系。
一些伊斯蘭組織參與社會和公共事務,經常可以掩蓋他們的恐怖活動,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得到公眾支持和同情,因為他們有效的援助公眾,這些方面有時做的比他們的政府要好。這些最盛行的組織主要屬於穆斯林的兄弟教派,他們發展了一個很復雜的組織,形成一個完全獨立的經濟結構,這些經濟行為包含在宗教慈善,提供了籌集自己、洗錢,和支持恐怖活動的合法外衣。
西方世界裡的穆斯林,是恐怖組織經濟的一個重要來源
在資助伊斯蘭恐怖組織、伊斯蘭的全球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西方很大的穆斯林群體的形成。在歐洲主要國家,對外來人的憎恨、貧窮、失業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化、價值觀衝突,導致這些國家的伊斯蘭社會與政治運動逐漸上昇。營造的伊斯蘭氣氛直接間接地支持了極端主義者,尤其在資金籌募、招募成員,分發宣傳品。最重要的是,他們企圖在西方社會引進西方文化是敵人的觀念。
穆斯林群體的湧現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巴基斯坦人卡拉米,他在倫敦居住了很多年,在那裡建立了泛伊朗圈的伊斯蘭文化中心。卡拉米是第一個談論伊斯蘭戰爭全球化的伊斯蘭思想家,提出『沒有領土的伊斯蘭國家』。80年代,他在英國建立起了穆斯林國會,嘗試建立一個代表各種穆斯林團體的伊斯蘭實體,國會不僅是穆斯林在英國的政治少數民族機構,而且是一個沒有領土的伊斯蘭國家的基礎。對他而言,最關鍵的是權力。國家是一個群體可以實行集中權力的工具。『沒有領土的伊斯蘭國家』也許會成為未來幾年西方伊斯蘭團體最主要的形式,一方面是改善他們自己的地位,另外可以支持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沒有辦法建立這樣一個國家的伊斯蘭運動主義者。
對於那些缺乏宗教知識的穆斯林群體,伊斯蘭運動主義者的影響最大。在社會壓力下,一些人有時接受社會與政治對抗,因此原教旨主義就對他們中的許多人有吸引力。美國媒體引述美國公訴人的法庭控訴,這些因素經常被本·拉登通過跨國公司和救援組織,吸收美國公民,他們通過傳真、衛星電話和密碼信聯系。聯合國公布了一系列統計數字,表明一系列的穆斯林國家在尋求避難,主要在德國(40%),英國、愛爾蘭和法國,阿爾及利亞在1990?1993年從每年的1600人上昇到14000人。在德國有超過100萬的穆斯林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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