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日在華盛頓召開的西方七國特別會議(G7)，將會吸引更多中國人的注意。這是因爲，中國的兩位財金高官——財政部長金人慶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將首次受邀出席這個被稱爲“富人俱樂部”的會談，而且在這次會議上中國的匯率制度還將再次成爲焦點。
中國承受壓力超過以往
對於這次G7會議將要談論的話題，美國人直白地表示了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急切。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泰勒稱，西方七國財長希望與中國官員會談，因爲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對世界經濟和美國很重要。
這並不是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匯率提出的首次要求，早在2003年初的G7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就拋出了人民幣應該升值的論調。他還提議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爲一項議題正式討論，並要求其他國家通過類似於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逼迫人民幣升值。
在這次G7會議上，中國承受的壓力，可能將超過以往。畢竟，在美國的這輪貿易、收支調整中，中國是最直接的利益相關人。
就目前看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雖然，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市場化程度，一直是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堅持的既定目標，中國也爲此付出了諸多切實的努力。但是，作爲經濟主權中最重要的一項——匯率制度，中國政府是絕對不會屈從於外部壓力，作出對自己不利的決定。
中國金融界人士普遍認爲，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尤其是正在實施農業結構調整、國企改革、控制金融風險等多項措施時，直接調整人民幣匯率顯然不合時宜。需要做的並不是讓人民幣升值，而是應多管齊下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借外匯儲備充足、國際收支良好以及國內經濟調整的有利時機，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放鬆外匯管制。
自從去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斯諾離開北京後，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論就漸漸淡出人們視野了。然而時隔一年後，美國再次對人民幣匯率發難，人民幣匯率爭論似有再次升溫之勢。
9月9日，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組織，聯合26家紡織、鋼鐵、農業公司組成“中國貨幣聯盟”，向美國政府提出一份長達200頁的文件，要求美國政府根據美國國內貿易法301條款，對中國是否操控貨幣進行調查，並實施制裁。雖然，在訴求提出後僅幾個小時，布什政府就拒絕了這個訴求，但是，這一事件表明美國國內產業界對中國匯率問題的錯誤理解。
此前，隨着美國總統選舉的臨近，美國國會議員們繼續把人民幣問題作爲砝碼。美國衆議院撥款委員會稱，中國在實行靈活匯率制度問題上採取的無限期態度令人無法接受。該委員會授意美國財政部制定計劃，如果中國在2006年1月之前沒有實行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將採取應對措施。
“中國匯率應更多由市場因素來決定。”美國商會副會長丹尼爾·克里斯特曼9月19日表示，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目前美國企業對華經貿往來中最爲關心的話題之一。但他同時承認，匯率決定機制的變化不應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中國的銀行業體系還很脆弱，如果匯率制度急劇變化將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而且重新評估一種貨幣不會單方面地消弭貿易差額或者使美國製造業恢復活力。
外匯儲備增加使人民幣成靶子
當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一枝獨秀”時，西方各國近年來數次對人民幣的匯率發起攻擊。在他們眼中，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並要求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匯率機制已經處在一種微妙的際遇之中。
事情的起因其實很簡單，就在於近年中國持續增長的出口、吸引外資和外匯儲備。在外界眼中，最強悍的理由在於，中國驚人的外匯儲備還在大幅增加。
雖然美日的觀點相同，但與鹽川正十郎不同的是，泰勒的話顯然更有分量。因爲，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則是逆差。畢竟，按照國際經貿的遊戲準則，中國不得不認真考慮、應對美國的要求。
除1998年資本項目出現逆差，近年來中國均保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1994年中國外匯儲備不過516億美元，但到2001年就超過2000億美元，2003年年底達到4033億美元，2004年6月末，創下4706億美元的最高記錄。相比之下，截至2003年年底，我國的外債餘額不過1936億美元。
在沉寂一年以後，人民幣匯率之爭，爲何再度升溫？美國政府的經濟智囊們的言論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在美國政界有廣泛影響的經濟學家、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滕認爲，如果美國再度調整其貿易收支，人民幣首當其衝升值的方案。在伯氏看來，如果美國試圖將其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縮小一半，則意味着美元需要再貶值20%至25%。
如果美元貶值20%至25%，那麼誰應該升值？根據美聯儲採用的貿易加權美元指數所反映的美國貿易伙伴幣值對美元幣值的影響程度，2002年依次爲加拿大元、歐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中國；從貿易量上看，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依次爲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日本。歐元對美元已經升值比較多了，因此升值的餘地不大。加拿大是美國經濟的後院，也不應該升值。以往墨西哥的金融危機，都要美國收拾殘局，比索也不可能升值。而日本13年來經濟衰退，自顧不暇。如果美元需要貶值，伯氏認爲，那麼人民幣應該升值。
對於人民幣的幣值問題，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認爲，中國採取什麼匯率制度，完全可以自己說了算。但在國際經貿的博弈中，一些現實因素不得不考慮。中國可以不理會日本、東南亞的聲音，因爲對這些國家的貿易都是逆差。也可以不顧及歐盟，因爲中國僅是略有順差。但是，中國的外貿順差主要來自美國，如果美國認爲人民幣應該更加靈活，中國將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人民幣升值只會得不償失
針對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即便拋開其中的政治因素，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中國也沒有必要遷就他國的無理要求。
1985年廣場協議的結果人所共知，一方面，日元的升值收縮了美日貿易的逆差，美元貶值也減輕了美國的債務負擔，使日本爲里根政府的赤字財政埋單。另一方面，廣場協議促使日元升值，事實上成爲日後日本發生“泡沫經濟”的導火索。簽署廣場協議的第二年，日本就出現了因日元升值引發的蕭條局面。從1991年開始，日本的泡沫經濟崩潰，從此陷入了持續不景氣的低迷狀態。
對於中國的匯率問題，“歐元之父”蒙代爾明確表示，中國不應該改變它的政策，中國現在所實行的政策很正確而且這個政策執行得也非常成功。但是，當一些重要的事件發生時，中國的政策也不應一成不變。
如果說中國要改變匯率，它不要忽略以下幾個事實：中國在過去10年來，一直實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另外,中國的這種匯率制度成功地使中國渡過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而且中國應該警惕不要像日本那樣產生經濟泡沫。
摩根大通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師貝爾卓也撰文指出，目前一些國家慷慨陳辭，要求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或自由浮動，這一建議是危險的。因其不僅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不良後果，更會波及亞洲大部分國家，令目前正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及有希望的火車頭偏離正軌。
美國國內提出的提高人民幣匯率的要求，一直以來都是由美國產業界和勞工組織提出。他們認爲，低價的中國商品，衝擊了美國的工業，影響了美國的就業。
貝爾卓認爲，一些有關經濟問題的“餿主意”常常是出於政治因素，而支持人民幣升值的觀點正屬於這種類型。其中一種荒謬的說法就是，美國製造商產品的市場份額正被中國的產品逐步蠶食，同時越來越多的工人失去工作。
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即使人民幣對美升值，因爲美國的人力成本遠遠高於中國、東南亞和墨西哥等國，中國的出口商品只能被墨西哥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取代，而不是被美國的本土產品取代。也就是說，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並不能解決美國某些產業的衰退。同時，還應該看到，在對華貿易逆差增加的同時，美國對日、歐、墨西哥等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擴大。
對於中國利用匯率政策傾銷的觀點，鍾偉也表示不屑。“這實際上是將中國在一些民用產品上的競爭力的上升，偷換爲中國依靠人民幣低估進行匯率傾銷。”鍾偉說，中國的商品出口，不過佔全球的5%多而已。其中，加工貿易佔商品出口的55%以上，這部分出口中中國僅賺取一點加工費，最終產品定價和利潤瓜分與中國無關的，中國出口實際僅佔全球出口的3%左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也認爲，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因爲中國存在大幅的對美貿易盈餘。但可以說，這些盈餘都是些被架空的數字，因爲其中包含着本屬於日本和韓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日本和韓國將中間製品出口給中國，中國再將這些中間製品製成成品出口給美國。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相當一部分，都屬於日本和韓國的對美出口，讓中國背了黑鍋，使原本是日韓的對美貿易盈餘變成了中國的。
在經濟學者的討論中，政府背景的聲音也越來越清晰。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日前重申，“雖然美國不斷施壓，要求中國放棄嚴格管制下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依然決心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而中國人民銀行另一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郭樹清近日也強調，中國從來沒有進行過貨幣操縱，完善匯率機制也並不意味着人民幣必然升值。他表示，如果中國匯率出現較大波動，很可能引發金融乃至經濟危機，這勢必會對世界經濟金融穩定造成重大沖擊。
主動消除人民幣升值壓力
幣值穩定並不是終極目標，就目前人民幣的現狀而言，則是爲“求變”創造條件。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正在悄然形成，外部的壓力不期而至，同樣，內部的變化也要求重新調整。現在需要做的並不是讓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也許應該是多管齊下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完善。
羅伯特·蒙代爾表示，目前，中國不應變更人民幣匯率。因爲，人民幣升值會導致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還會造成金融部門不良債權的膨脹，進而阻礙人民幣變成可兌換貨幣的進程。
但是，中國最好能夠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同時推進貨幣的自由化。比如說，更廣泛地允許儲存和活用通過出口賺得的外匯。中國應該通過這種自由化，努力使人民幣在2008年北京舉行奧運會時，成爲可兌換貨幣。
國家信息中心徐宏源認爲，現在，應該逐步放鬆對外匯需求的限制，當前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工作可做。一是，儘快建立、完善戰略儲備制度。可以利用充足的外匯儲備，建立寬口徑的國家戰略儲備體系，這將緩解乃至扭轉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二是，應該積極貫徹走出去戰略，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到海外投資設廠。三是，進一步放開居民個人用匯的限制，更多地滿足居民生活和旅遊的需要。四是，雖然現在QFII流入外資還不高，但今後資本項下的外匯流入將不斷擴大。與此相對應，應儘快研究、推出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以此消除QFII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張禮卿教授指出，人民幣匯率制度要退出目前的釘住匯率制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的，其中包括國內金融體系的相對健全，和相對成熟的外匯市場管理改革的深化等。
鍾偉表示，隨着人民幣在國際上作用的增強，中國政府應該首先對於目前的匯率制度進行改革，即匯率制度的“非政治化”——強調市場對匯率的決定作用，人民幣還可以考慮與美元有限脫鉤。人民幣事實上是釘住美元，這一制度的好處是有利於穩定出口部門的預期，促進外貿和外資流入，但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力，增加了財政壓力和實質經濟部門調整的壓力。如果從釘住美元制轉變成釘住一籃子貨幣，將有助於化解匯率波動的風險。而且，由於人民幣基本不存在貶值預期，也可能是退出釘住匯率制的最佳時機。在經常賬戶盈餘時主動退出，由於人民幣基本不存在貶值預期反而有升值預期，改革匯率制度可能引發的波動最小。
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中國應該推進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和國際化。雖然人民幣還不是硬通貨(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但不能將人民幣的硬通貨化和國際化對立起來。因爲資本項目可兌換並非非黑即白，事實上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類辦法，資本項目可兌換指的是43項資本項目的交易，中國大概有45%左右資本項目交易實際上已經可兌換，仍有管制的不過十餘項目，嚴格管制只有數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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