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資源型城市正在經歷著痛苦的轉型。』在日前結束的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有專家指出。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研究員肖金成、王青雲共同調查發現，我國資源型城市共118座，總人口1.54億人，其中市區非農業人口3400萬人，職工1250萬人。

　　盡管有學者對資源型城市的數量意見不一，但大家有這樣的共識：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單一，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經濟發展日益落後，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人民生活和就業日益困難。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過去礦工收入位於各行業之首，現在，相當多的礦工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肖金成分析說：『資源型城市對資源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資源總有枯竭的一天。資源型城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推進經濟結構轉型。』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丁四保教授認為，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時是一個坎兒。『政治體制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在這個時候都顯現出來，整個國家再不能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解決問題。因此，城市經濟轉型，尤其是資源型城市轉型被擺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目前，中國一批資源型城市已經開始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國務院確定的第一個轉型試點城市遼寧省阜新，將轉型目標鎖定『現代農業』，已實踐3年。同樣因煤而興的河南省焦作市，近年來實施三個戰略轉移，城市性質開始由原來的煤礦工業城市向綜合性工業城市、旅游城市、山水園林城市轉變，等等。

　　玉門遷城困局

　　玉門老城，正在遠去

　　一輛車牌號為甘F-12702的白色面包車，靜靜地停靠在玉門老市區南坪區的一幢家屬樓前。車的後玻璃窗上醒目地張貼著『此車出售』的字樣。但41歲的車主李文林說：『出售的告示我已經貼了足足有半年了。』他說，車少了2.5萬元是不能賣的，妻子下崗，孩子上學，一家三口全指望這輛車了。

　　1999年，有著15年工齡的李文林和許多同事一樣，以9萬元的補償價，從原單位玉門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後又投入7萬元買了這輛『長安之星』跑出租。『2000年生意好時一天能賺500元，可現在街上沒幾個人，一天10塊錢都跑不上。一個月連飯錢都掙不回來。』李文林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不過，30歲出頭的馬木三得接過妻子遞上的羊肉泡饃，吃得有滋有味。油黑的頭發梳得很整齊，用了些發乳。他的存折上清晰地記載著：5月16日，存入3000元。

　　得知玉門城市搬遷，馬木三得則以拆樓、賣磚頭、賣門窗為生，成了舊城『新貴』。『經我手賣出去的磚頭有四五十萬(塊)。有門道的人從玉門石油管理局房屋處置中心6000元買下一棟樓，我再從他們手裡以七八千元的價格買下來。帶上十幾個人開始拆，能掙個兩萬多塊吧。』馬木三得所在的東崗北村原本是玉門繁華市區，可如今，周邊被拆得七零八落。

　　61歲的郭大媽原在市商業系統工作，她感傷地說：『以前來買東西的大部分是管理局的人，現在人家搬了，商店自然就關門了。』76歲的葉永安老人，是抗美援朝的二級一等英模，獲得過金日成親自頒發的自由勛章。老人1959年就到了玉門，看著風吹石頭跑的地方建起來的城市，現在又一片片的拆光，他說『傷感得很』。和郭大媽一樣，葉永安老人並不想搬到新市區去。

　　城市與油田搬遷各奔東西

　　『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詩人李季的詩，鐵人王進喜的英名，加上中國第一口油井和第一個油田的誕生，讓玉門聲名遠揚。『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玉門擁有『中國石油工業搖籃』的美譽。

　　可如今，『搖籃』幾近停擺。50年緊密依存的地企關系被拉開了一條長長的裂縫。兩兄弟一個向東了，一個向西了。從平均海拔2400米的老市區驅車北下，20公裡後駛上312國道，再向西向北58公裡，方可到達玉門新市區所在地玉門鎮。此地海拔降了近1000米。

　　新市區的馬路很寬，樹很小，風很大。馬路上車少人稀。遠遠地，便可看見嶄新的黨政聯合辦公樓。它的對面是造型獨特的青少年活動中心和一排排新建的住宅樓。但新樓少有人住。站在辦公樓高高的臺階上放眼望去，新城的空曠似乎壓過了它的生機。

　　『新城建設，已經投入3個多億，大多是開發商墊付、主管部門墊付、施工隊墊付。為此，市政府背上了1億多元的債務。可我們還有3個多億的資金缺口。』玉門市市長詹順舟曾感慨『負債搞搬遷的路子已經走到了盡頭』。

　　據詹順舟介紹，遷城決定是上個世紀末作出的，2003年4月得到國務院的正式批復。同年11月20日，市政府在新城廣場舉行了簡單的昇旗儀式，『給外界一個信號，我們的搬遷開始了』。

　　但隨後的搬遷並不順利。首先是來自資金的困擾。國務院同意玉門搬遷，但『費用由你省自籌』。甘肅省政府破例給玉門5000萬元，分5年撥付到位。作為玉門市的上一級政府，酒泉市3年支持1000萬元。但這離玉門遷城配套的58個項目所需7.4億元資金，相去甚遠。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我們對所列配套項目再篩選，壓到38個，仍需資金3.5億元。即便兩級政府所撥資金和國債項目資金全部到位，我們還有2.7億到2.8億元的缺口。』

　　詹順舟為錢所困：『城市的供水、供熱、排污需要錢，醫院、學校的建設需要錢，公檢法司的建設也在等米下鍋。連一個看守所我都建不起來。還有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城市功能的完善、下崗職工的解困、政府的負債，成了擺在我面前最緊急的三件事。』

　　與此同時，玉門油田(包括玉門石油管理局、玉門油田分公司，下同。——記者注)在酒泉市的生活基地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著。2003年崛起新樓84幢，2004年將有88幢新樓建成。玉門油田得到了來自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石油』)、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13億元資金的支持。

　　據說，玉門油田生活區下遷的動議是晚於玉門市的，但同在2003年，玉門油田得到了中國石油關於生活基地建設的批復，隨後資金到位。得到支持的玉門油田沒有選擇向西，而是沿312國道向東。生活基地和玉門鎮一東一西，拉開了150多公裡的距離。

　　此時的玉門人又想起了玉門油田。

　　計劃之手留下的傷痛？

　　『我們玉門市原本就在玉門鎮，1958年是為支持、服務油田發展纔上的山。一度市局一家，合並為地級市，1961年市局分家，改為縣級玉門市。風雨同舟50年，現在我們成了棄兒。』在玉門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順業看來，上山是上級作出的決定，現在玉門遇到了困難，中國石油給國家上繳的利潤應該拿出一點來給玉門作為補償。

　　玉門市委書記張靜昌也認為：『如果不是計劃經濟，不是服務石油，玉門早把城市建好了。』所以他也同意『中國石油給玉門油田的13億元建設資金中，拿出部分支持玉門搬遷合情合理』的說法。為此，張靜昌找過中國石油的領導，但沒有結果。2003年3月，玉門市曾有專題報告給中國石油，希望支持8000萬元。

　　有老同志直言不諱：『玉門的搬遷，中國石油不能不管。全國先有油田後有城的7個城市，服務石油最好的要數玉門市，但目前最破的是「搖籃」。』

　　玉門市民政局局長劉治存得知城市下遷的消息，感慨萬千。『2002年大年初六，我徒步在老城區行走6個多小時，編得順口溜一首：管理局下山了，政府下遷了，有錢的人買房向東了，沒錢的死守空城了，房拆了，樹死了，社區建設更難了。』劉治存說自己想不通：玉門市累計上繳利稅120億元，為何只拿回6000萬元的支持？

　　玉門市體改辦副主任董天文雖承認玉門市的今天，是計劃經濟之手留下的傷痛，但仍堅持認為『石油企業對這個城市不負責任』。

　　在玉門市打給上級的遷址報告中，其所陳述的遷址理由主要有四：一是市政府服務石油企業的職能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是玉門油田生活基地整體搬遷，城市人口大幅減少；三是現市區自然條件差，環境惡劣；四是現市區遠離農村及交通主乾線，交通不便，物流不暢，行政管理成本費用較大。

　　玉門油田對此的看法與玉門市的相左。『玉門市的遷址理由中，最站不住腳的是「玉門油田生活基地整體搬遷」這一條。他們搬遷在前，玉門油田的動議在後。不管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腳，我們和玉門市各歸其主，它的搬遷和玉門油田扯不到一起。』曾任玉門石油管理局局長、現任甘肅省人大環資委主任的劉世洲向記者證實，2001年左右，他們打給中國石油的報告中有一條理由就是『玉門市已下山』。

　　劉世洲說，其實無論是玉門市，還是玉門油田，兩家的搬遷都與油田的開采量息息相關。

　　『玉門油田歷史上最高產量達150萬噸，1995年我接手時跌到了40萬噸左右。玉門市是看到油田走到了盡頭，纔有了「下山守農業」的想法。為此他們討論過「離開石油能不能活」。可就在玉門市作出遷城決定的第二年，即2000年，玉門油田在青西又發現了油田，一天100噸的產量。』

　　『如果青西沒有發現油田，玉門市政府也不會找玉門油田。他們是羡慕玉門油田一下子弄到了13個億。』盡管如此，劉世洲仍認為，玉門市下山的決策是正確的，有利於它的發展。

　　玉門石油管理局黨委書記高玉江則認為：『在下山的問題上，沒有必要分誰先誰後，從各自的實際出發就好。至於城市搬遷的費用，玉門市應該找上一級政府，油田作為企業，已經完成了它應盡的義務——上稅』。

　　阜新：轉型的樣板？

　　阜新，一個正往地下沈的城市

　　一步一喘，背著撿來的八九十斤煤塊，從露天煤礦礦底爬到稍微平緩的坡頂，40歲的李玉霞用了兩個多小時。『一天最好也就兩袋，有時還撿不著。這得瞅著沒人的時候偷偷摸摸地撿，被逮著了挨打不說，還要罰款……不撿咋辦？單位沒了，對象有病，一家就靠著108元的低保，沒法過。』坐在地上，扒拉著已經開口的膠鞋底，李玉霞幽幽地說。

　　李玉霞在張桂花的小院歇腳——小院沒圍牆，也沒門，只剩下半拉子土牆和不足5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張桂花家處在阜新沈陷最為嚴重的新邱中部一帶。周邊已拆得所剩無幾，到處是廢棄的瓦礫和瘋長的野草。『都動遷了。我們沒走是在等樓房，要交1萬多元呢！』

　　張桂花知道，這地方『不走不行』。張桂花的鄰居曾親眼看見，『好好的路上突然陷下去一個大坑，10噸的卡車拉了十幾車土纔填平。』1999年，新邱區南部八坑處，一臺213型吉普車正在路上行駛，突然路面沈陷，吉普車『如同電影特技鏡頭般』在路面消失。2000年，當地一個叫黃凱的孩子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路面沈陷，孩子『像一塊石頭』掉進深不見底的廢坑道裡，當場被瓦斯熏死。

　　有當地官員告訴記者，13處沈陷區給阜新造成的損失超過15億元，受到不同程度損壞的民房達2.8萬戶。2002年，國家一次性安排資金11.8億用於阜新沈陷區治理。『已有8000多戶居民遷入新居。』

　　轉型：以發展農業為突破口

　　8月底，當近百名專家學者齊聚阜新，為其經濟轉型把脈時，阜新市委書記王瓊宣布：阜新經濟已經結束『九五』期間低迷徘徊的局面，實現了超常規發展。3年來，全市GDP(國內生產總值)、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年遞增速度分別為16.2%、7.7%、23.9%。今年上半年，多項經濟指標創出『歷史最好水平』或『五年來最好水平』。

　　而2001年初，阜新對外宣稱的事實是：不到200萬人口的城市，有15.6萬下崗失業人員、近20萬城鎮貧困人口；2000年末，阜新GDP總量僅為65億元。『九五』期間，全市GDP平均增幅僅為2.1%，比我國西部地區還低。

　　『租用周邊12個鄉鎮農民的8000公頃土地，建設50個農業園區和200個以養殖為主的專業小區，安排轉崗職工4.2萬人就業，並促使1萬名工人向第三產業發展』，這是阜新一度叫得很響的舉措。

　　『用9年時間基本實現經濟轉型，前4年著力培育自身發展能力，後5年形成有地域特色的優勢產業，實現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2002年到2005年，建設一批現代農業示范區；2006年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現代農業體系，初步建成全國生態農業建設示范市。』這是多處可以見到的阜新有關經濟轉型的9年規劃。

　　『你所看到的是真實情況，但不具有代表性』

　　9月1日，記者趕到阜新細河區鹼巴拉荒村農業園區時並沒見到想像中的忙碌景象。

　　三區15號大棚的主人李亞臣是2002年第一批到這裡來種蘑菇的下崗職工。帶著妻子、兒子，李亞臣把家搬到了地頭，全身心地打理著兩個蔬菜大棚。『兩年多時間，投進去2.4萬多元，搭上3個人，打個平手。這還不算菌種錢，如果算上菌種錢，還要貼上4萬多元。』

　　『原來說好的鮮菇兩元錢一斤的保底價沒了影子，現在幾毛錢一斤的也得出手。要不就白白爛掉了……我原本想挺一挺的，現在看來也挺不住了。再挺，投入就大了。和我一塊來「轉型」的原來有100多戶，現在留下來的也就幾十戶了。二區、三區，50戶下崗職工，大多走了，留下的不超過10戶。帶大家伙來創業的李瑩也不在這乾了，去長營子養雞了。』

　　原本是新邱露天礦工會副主席的李瑩，因為帶領下崗職工到農村創業，在阜新小有名氣。雖沒能見到李瑩，但養殖場的員工告訴記者，由於周轉資金短缺，上一批雞出欄後，養殖場已沒有一只雞了。

　　望著場門口懸掛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基地』、『共青團再就業基地』銅牌，養殖場技術負責人張守權感慨地說：『現在我都不知道啥叫再就業了。』張是從鹼巴拉荒村大棚撤出的下崗職工之一。說到撤出的原因，張守權很是乾脆：『不掙錢唄！』

　　『你所看到的是阜新轉型的一種真實情況，但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面對記者的詢問，研究阜新經濟轉型多年、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過的阜新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金瑛釋疑解惑。

　　『我認為阜新轉型到今天，路子是走對了。一條先農後工的路子。當初阜新把接續產業定位在現代農業上，有人大聲疾呼「這是歷史的倒退」。在我們內部也有人認為，轉向農業，可以富民，但富不了市。

　　『但事實是，我們通過積極轉型，阜新的知名度提高了，外來投資增加了。河南雙匯、上海大江、內蒙古伊利等一批知名企業落戶阜新，解決就業的同時，帶動全市形成了生豬、肉雞、乳品等12個農業產業化鏈條。』

　　阜新還在探索，還不能算是一個模式

　　對阜新經濟轉型做過專題研究的中科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張平宇教授認為，阜新把經濟轉型定位在現代農業上，有它的現實必然性。以工業的思路搞農業，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能解決一些問題。阜新的農業有其基礎優勢。但張平宇同時指出，阜新走現代農業的路子，對解決下崗職工的問題，作用是有限的。在為阜新經濟轉型喝彩的同時，類似的聲音不少。

　　北京大學教授李國平問：『阜新現在的模式，能達到小康嗎？這樣的農業養200萬人，可能嗎？農業是分散的，阜新把其作為過渡性的目標是可以的，但不能作為長久的目標去追求。阜新潛在的失業是很嚴重的，轉向農業，農民失業。』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教授丁四保同樣不認可阜新將接續產業定位在現代農業上。『阜新的模式，能不能被其他城市所借鑒，我看難。』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宋玉祥分析說：『阜新最終還是要走向制造業，發展工業化。發展農業，作為過渡性措施可以，但最終解決不了城市發展的問題。』

　　中科院研究員沈鐳認為：『阜新的做法，有它好的地方，在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改善生態環境、選擇接續產業方面，都有可總結、可思考之處，它至少為我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提供了一條思路。』

　　『阜新的轉型是從過去的教訓中做起的。』阜新市政府轉型辦主任董彥超回憶說，阜新曾提過建設化工城，結果一個項目搞了七八年，開工之時就是倒閉之日。

　　專家態度：資源型城市轉型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

　　在西部一個資源枯竭城市，當聽說有下崗職工用三輪車拉著妻子去歌廳上班時，中科院研究員沈鐳被震撼了。『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必須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他不希望悲劇再上演。

　　『20多年前，作為山西省能源基地建設規劃研究總顧問，我就曾提出山西經濟發展要實施「十字型發展戰略」，但這一想法在當時不可能變成現實。山西省作為全國能源基地，首要的任務是保證全國經濟翻兩番，大量開采煤炭，輸出煤炭，但本地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

　　『我說的是山西的教訓。過去片面要煤，我們是吃了苦頭的。』往事重提，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壽波反思說，對於科學發展觀，以前人們的認識是不足的，認為礦業城市靠資源吃飯，天經地義，所以礦業城市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山西的教訓不是孤立的。有知情者不久前告訴記者：『20年前，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馬波就曾提出阜新要實施「戰略轉移」，可惜當時人們認識不一，否則，阜新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馬波之所以有這樣的動議，是因為原本各方面不及阜新的縣級市朝陽市，1984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首次超過阜新。馬波呼吁遼寧省加大對阜新的投入，省政府承諾給予27億元的資金支持，可到位的資金只有1／10。

　　『為此，1986年，馬波給遼寧省委寫了一封信，直稱阜新當時的經濟總量養活不了54萬城市人口，城市存在吃水、排水、入學、行路四大難題。在信中，馬波嚴肅地指出：「我們的經驗是建成了煤電之城，我們的教訓是對資源型城市認識不足」。在信的結尾，馬波注著「立此存照，經歷史檢驗」的字樣。

　　『馬波的信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可，但遭到了主要領導的批評，認為阜新「自力更生精神不夠」。馬波的仕途因此受到影響。但事後人們認識到，馬波的話是對的。』

　　國內外大量資源型城市發展的事實證明，選擇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結局截然不同。一類是『礦竭城衰』，一類是『礦竭城不衰』。雲南省的東川，是世界『東川式』銅礦的代表地，1958年設立地級市，銅業的產值和稅收曾佔到全市工業總產值和財政收入的2／3。可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銅資源的不斷枯竭，東川礦務局下屬的4個銅礦全部破產。1999年，原地級東川市降格為昆明市的一個縣級區，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礦竭城衰』的城市。

　　『礦竭城不衰』的城市，大多是在城市經濟有了一定規模和基礎後，大力發展非資源型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像德國的魯爾和我國的焦作、唐山等。

　　據統計，我國20世紀中期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已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閉坑；390座礦城中有50座城市資源衰竭，300萬下崗職工、1000萬職工家屬的生活受到影響。

　　徐壽波院士告訴記者：『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礦業城市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發展與轉型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他希望所有處在轉型期的資源型城市能抓住機遇，堅持科學發展觀。

　　他說：『無論什麼城市都有轉型的問題，靠資源吃飯不長久，靠資金吃飯有風險，只有靠科學技術吃飯、靠人纔吃飯纔是最長久、最保險的。』

　　資源型城市再造，誰買單？

　　玉門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縮影，其搬遷困局並不是個案。那麼，政府該不該為資源型城市轉型買單？有專家、學者提出多種建議。

　　『政企分開後，不能再要求企業來承擔公共設施建設。讓企業拿錢，於情於理似乎能說得過去，但不合法。』蘭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華林說。他建議，資源型城市再造應通過發展地方工業來彌補資源衰竭，不要奢望一步到位。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學徐壽波教授說：『國家應該拿錢。』他認為，弱勢城市的發展，單靠他們自身力量無法改變落後面貌，需要國家給予政策扶持。這『實際上是對這些城市過去對國家貢獻的一種合理的補償，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公平原則』。

　　東北師范大學教授宋玉祥補充說：『這就像一個為公家乾活的人生了病，起碼是工傷吧！是工傷，國家就要買單。』宋教授還說：『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和再造，中央政府首先要分清哪些城市需要扶持，其次要分清所扶持城市的哪一部分需要政府買單。我們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的生活保障、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中央政府應該有選擇地拿錢出來買單。』

　　『國家能買多少單？應該買哪一份單？一個城市的再造，不能都依靠國家。』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教授丁四保質疑。

　　國家發改委研究員肖金成、王青雲則建議，國家設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專項基金，大部分用於資源枯竭型城市，幫助其擺脫生存困境，集中解決其社會保障、企業辦社會、職業培訓、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困難。

　　來自中國社科院周明良的建議更具體：建立資源型城市補償的財政專業賬戶，從資源稅中提取部分稅收，用於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和下崗職工安置。

　　身陷遷城之困的中共玉門市委書記張靜昌曾告訴記者，希望上級政府能考慮在稅收方面給玉門一定比例的返還，把地方稅給縣一級財政多留一點，或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撥付專項資金。張靜昌呼吁把玉門市列為全國資源型城市(縣級)財政改革試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