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國經濟界的熱點似乎集中在了“一件事”、“一個人”身上。“一件事”是指宏觀調控,“一個人”則是炮轟國企“私有化”改制的經濟學家郎鹹平。
圍繞這兩個“一”的爭論都非常激烈。不同的是,從去年說到今年,已持續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宏觀調控”的爭論仍然進行在理性的軌道上;而郎鹹平引出的國企“私有化”的議題爭論雖然纔開始兩三月,卻早已偏離理性的軌道,在情緒化的軌道上滑了很遠。有些交鋒甚至偏離了論題本身,專注於爭論者的立場利益起來。讓不瞭解整個事件來龍去脈的人看來,這更像是不同利益陣營間的“口水仗”,而非學術爭論。
其實,郎鹹平關於國企“私有化”改制的批評並非新鮮。他的觀點——目前國企“私有化”改制,是“在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改制”,缺乏公正性;同時作爲國有資產真正所有者的普通老百姓並沒有參與權,缺乏透明性——不過是他對國有企業產權改制過程中出現的MBO(管理層收購)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批評的延續。對這個問題的批評,早在好幾年前就出現過了。去年初,各地紛紛將“國退民進”指標化的時候,輿論就已深入探討過“國退民進”中的法律缺位與程序透明的問題。
那麼,爲何郎鹹平這一併不新鮮的批評能夠“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當中不排除郎鹹平所發難的企業——格林柯爾、海爾、TCL等,其本身很有“新聞緣”;也不排除我們的國有企業的確走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不改制,許多國企虧損包袱越背越重,企業難以爲繼;改制,因缺乏法律與制度的支撐,很容易成爲國有資產流失的黑洞。
但根本的緣由卻是,在持續20年的高增長之後,中國經濟究竟需不需要加速私有化進程,以給中國經濟注入更新、更長久的活力?
產權制度改革是經濟改革繞不過的坎,但產權制度改革不能孤軍深入。這些年,我們一直關注着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許多調查分析表明,儘管俄羅斯政府在推進私有化過程中,先後頒佈了數以千計的法律、法令,併力圖在市場監管、金融服務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利於培育私有化發展的社會運轉體系。但是,其私有化進程仍避免不了貧富差別的加劇、社會階層的分化和社會動盪。
而眼下,我們在法律、市場監管、社會監督、金融服務等方面體系建設尚處於初級階段,遠不及私有化之初的俄羅斯。加之中國所必須面對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特有的“三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盲目推進私有化,很可能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腐敗、貧富分化加速等。
最近,有一篇《中國發展逼近臨界點》的文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文章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逼近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不是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2000美元,或者更高的指標,而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文章認爲,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會經歷這樣的臨界點。
因此,貧富兩極分化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成爲當下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管郎鹹平炮轟國企“私有化”是否有其要出名的私利,是否出於“仇富”,但他所指出的國企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及其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連鎖反應,不僅不容忽視,而且要全力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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